曾国藩八字无贵可言,曾国藩八字箴言哪八个字
曾国藩家训的原文内容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谚日①：“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废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②?若志在穷经③，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④。则须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⑤，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⑥。万不可以兼营并鹜⑦，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此后写信来，诸弟各有专守之业，务须写明；且须详问极言⑧，长篇累牍，使我读其手书，即可知其志向识见。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赏之；有疑义，可以问我共析之。——节录自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①谚：长期流传下来文词固定的常言。②嗜：喜爱，爱好。③穷：推究到极点。④制义：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的文字程式，又称制艺，即八股文。⑤古文：唐代时称秦汉之文为古文，即以文言写成的散体文。⑥试帖：唐以来科举考试中采用的一种诗歌体裁。多用五言六韵，有一定的程式。⑦鹜(w`u)：乱跑，心志不专一。⑧极言：把话说到深处。 一 读书作文类业精之法在于专读书宜专一耐久学诗宜先学一体读书应有恒心学诗不可读选本读书贵在有常教子侄读书不要蛮读蛮记蛮温教子侄读书首应教之以自省自立读书须从容涵泳读书不可有好名之心教子侄辈须勤读经史子侄辈读书事不可疏忽为文宜专从“简当”二字着力学习贵在有恒应拼命用力于奏议文章不要把文章看得太重二 修身处世类明修己治人之道才叫读书进德修业二者不可或缺大官之家不应讼涉公庭不贪财不失信不白是为处世为人之本不应存当官发财之私念迁善改过与修德读书最可靠须用志于道义身心之学力戒牢骚不可倚势骄人不可与闻外间事对绅士贵在奖之以好言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不可缺无恒则一事无成一心应向平实处努力与人交往应酬须讲究礼节力戒长傲多言勤奋以图自立以“平和”二字互勉趁人生适意之时做出一个局面天下无完全无间之人才 再戒傲惰戒骄满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之表现以“廉、谦、劳”i字自惕劝弟爱惜声名要重视外间指摘和批评互相劝诫以保善终善待本县父母官存倔强以励志重在有豁达光明之识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强”字须从“明”字做出不可屈挠应听得进逆耳之言从“畏慎”二字痛下工夫一定要谦让相诫应视富贵功名为浮荣兄弟唯有互劝互勉互恭维而已不宜轻易出头露面只能畏天知命而不能怨天尤人切莫干预公事有福不享尽，有势不使尽存其倔强，去其忿激男儿自立须有倔强之气功成身退用人不率冗．存心不自满求强当在自修处着力应有打脱牙和血吞的坚韧之气能屈能伸的秘诀在于一个“悔”字居安应思危应从挫折处磨炼意志应牢记“悔”字“硬”字诀三 从军类不宜涉足军政凡事当量而后入治军应注意“根株”、“柱梁”吏才应更优于将才治军以爱民为第一义治军应以“勤”字为主应以“勤”字报君恩，以“爱民”二字报双亲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紧紧依靠自己的力量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用兵应以全军为上应多用活兵轻兵为官不可得罪绅士四 谨守家风类“孝友”二字可使家势经久不衰应学会收拾条理应以“勤敬”二字为法严教子侄勤敬和教子侄应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教子侄当引入正大一路联姻不必富室名门蔬竹鱼猪四事须时时讲究对子侄辈应教之以礼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家运之兴在于和睦、孝道、勤俭居屋莫太宏丽力戒太劳、唢呐、多酒三事家教八字诀不可日趋奢华切莫买田起屋应教子侄以勤谦自任不要信医药、僧巫、地仙谨守人生八本孝勤恕可致家势祥和切记礼厚不如情真戒用人太滥．用财太侈不培坟墓，不谋田庐生日不可宴客称庆早婚不利读书切戒家中过于奢华力戒骄奢，以勤俭为本应时时在“俭”字上用功恪守祖训家中应以勤俭为主勿忘耕读之家风订八好六恼之家规不能忘却寒士风味应以“耕读”二字为长久之计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须力行节俭五 善养身心类毋恼毋怒以养肝疾要善于保养身心治病应以自养自医为主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告养生五事养老不在服补药养生与力学缺一不可 一 读书作文类切不可浪掷光阴读《汉书》之道坚持看、读、写、作“四法”读书须做到“虚心涵泳”和“切己体察”学诗须讲究声调，学字须讲求墨色读书应注意广泛涉猎治经、作赋、练字均须讲究读《文选》以医“笔下枯涩之弊”学做高邮王氏那样的学问大家写字作文宜模仿古人问架学书法须从赵法入门看书不可不加选择作文要分类手抄辞藻读书务必求个明白学书须窥寻四大家门径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每月必须完成“三课”作文须效法古人之“珠圆玉润”不可积钱买田而应努力读书文章贵在行气作诗文宜从短处痛下工夫对《左传》释经之答疑写篆字不能无帖意看、读、写、作应逐日无问目录分类很有学问宜对古人诗集悉心研究行之以恒就会有持续不断的进步读书可以变化人的气质学作文应循序渐进学诗可以陶冶情操行气为文章第一义钻研小学宜先知其源流优长学诗宜取韩愈奇崛之气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绝好文字必突出一长少年文字贵在气象峥嵘阅书贵在有恒练书法贵在困知勉行工夫学字当学颜柳秀雄之气宜从古文上用工夫作文须讲究支撑之意作文以思路宏开为必发之品诗文若非迥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作诗文应具备情韵趣味读书应具有广大气度学习须注意一张一弛须在五十岁以前将应看之书看完务必以好学为第一义二 修身处世类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宜力戒“骄、奢”二字做人的道理重在“敬”、“恕”二字当思雪我“三耻”处世为人理应与人为善与长辈常存休戚一体之念一定要经风霜磨炼早起、有恒、稳重三者皆最要之务“勤敬”二字断不可忽视举止要庄重说话要谨慎宜常记“劳谦”二字应牢记“八本三致祥”“劳”字“俭”字是最好的安身之法早起和种蔬之家类多兴旺居家惟崇俭可以长久世家子弟不宜多积钱多制衣要成大器须谨守俭朴闺女理应孝顺翁姑敬事丈夫勿忘先世之勤俭处世须以“谦谨”二字为主在省城应以“谦敬”二字为主应以“勤俭”二字自惕家眷不能住在风俗华靡的城市悉心体会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家运兴衰与穷通决定于勤惰不宜居大位享大名诫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势利机巧之心，与猎取清廉虚名均不可取修身应以不忮不求为重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每日以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课相勉励应以好学与节俭为立身持家之本三 谨守家风类办丧本不可铺张治家八事缺一不可临危遗嘱：一意读书、勤俭治家门第鼎盛而规模礼节愈要认真讲求莳蔬、晒菜是家世兴盛之象用财太奢最可耻对儿女不要看得过于娇贵居家须限定日常用费孝友二字须切实讲求四 善养身心类体弱不宜随便服药多食蔬有利于节俭和养生之道养生之道在于戒恼怒知节啬惩忿窒欲为养生要诀养生之道在顺其自然生病不宜乱投医乱服药常行辛劳有助于保养身心养身之法不在服药
有人知道什么是“始原人”吗?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巫是最早的医生。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卜辞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医生。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此外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总结，有待于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 从两汉以来，人们对方士就有一种歧视心理，因为在世人眼 里，比起升官发财之类的“正当职业”,他们就免不了有“不务正业”之嫌。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史记·日者列传》）但同时人们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似的。 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 “方士阶层”的身分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就业”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卑俗”之别;从活动性质来讲，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学究派”，有的则是卖技敛财的“江湖派”。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学究”、“隐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术士”等不同类型。 （一）学究型 “学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职”的，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这是因为，一方面，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因此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经济和人情世故。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术士”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士”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 （二）隐士型 “隐士”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异人”、“高人”，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隐士”的功能似的，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隐士”，“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因此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纤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高贤”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 （三）僧道型 “僧道”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精通命学的“僧道”大师，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为他们看过三命。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退斋笔录》也说，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于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说：“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复何问？” 直到现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更为他决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至于平民百姓到寺庙道观之中求签烧香，起课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在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师是远离尘世的，既没有士大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商贾之辈唯利是图的铜臭，由他们批命是最客观最实际的，恐怕这也正是算命术士自产生之日起就日益与佛、道僧侣融会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四）食客型 “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五）生意型 “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日者”、“卜士”。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卜肆”可见。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吴中名术，金鼓传家”（《苏州府志》），或者门上贴着“妙算先天易数，每命封金三钱”（《金瓶梅》）。宋代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卜肆”，当时还称之为“相监”，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因而名气也很大，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然而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因此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甚至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六）江湖型 “江湖”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正如《七修类稿》所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较好的“江湖术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诀”，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积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游食者流不讲其文，专秘其诀。”但更多的“江湖术士”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史记·日者列传》）因此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如“江湖术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像这样模棱两可，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正是“江湖术士”巧口曲迎的绝技。方士的身份类型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为推断吉凶预卜未来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因此命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经验总结之后，凡从事方术，要求从学问、道德、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整体素质，袁树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谓“星家十要”，对我们了解术士们的心理面貌很有参考价值。现将“星家十要”依次简介如下： （一）学问 要想成为方士的人，首先必须得学术精湛，“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怎样才能学问精湛呢？关键是要多读书，深究其理，“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只有广涉博览，才能既增学问，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则吉凶了然，批谈不俗;用之律己，则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所以袁树珊特别重视学问，他说：“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 （二）常变 方士不能刻板教条地死守命理，而应灵活辩证地看问题。禄命之说不一定都验，一般能应验十之七八，而不验的原因，或是因为山川风土小异，或是由于门第世德悬殊，还有一行之善恶，一时之殃祥等，都可能改变造化和影响命运，因此星命术士若想事功圆满，万无一差，就必须注意这些“常变”因素，“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乃可合法。” （三）言语 方士应该善于用语言表达，或者具备雄辩之才，但不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应该忠实。雅驯、从容，切忌阿谀、卑陋、躁急，要抓住重点而又不漏细微，既表达明白而又不失繁琐。 （四）敦品 即心术要正，品行要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的敦品关键是看他的视听言动，衣服陈设则是次要的，如能做到这些，必然信用远孚，声名振大。 （五）廉洁 方士要以廉洁自励，以贪污为戒。所谓廉洁，并不是不要钱财，尽到了自己的所长，忠言相告，劝善避凶，自己就应该获得报酬，这叫做“顺取”，凡是应该得到的顺取，无论数额大小，都是廉洁的;反之，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或者是伪言欺人，如此得到报酬就属于“逆取”，凡是逆取，无论多少，都属于贪污。所以命士应该“见利思义”、“临财毋苟得”。 （六）勤勉 方士要因事利导，不计个人恩怨，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为政客推命，要劝勉他们忠君爱民，显祖流芳;为司法官测算，当勉以虚心听讼，切勿意气用事;为武职人员论命，应劝其身先士卒，捍卫国家;为有孩子的父亲推算，可劝其教养兼施。此外，还要劝富贵者学宽，劝聪明者学厚，劝农者力田，劝工者精艺，劝商者诚信。这些都是星家应尽的天职，不可不知。 （七）警励 要鼓励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抚养妻子，甚至连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穷困潦倒失业之人，一定要鼓励他们弃大就小，自营生活，让他们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 （八）治生 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劝人得意时不可挥霍，要多置恒产，劝纨绔子弟保守旧业，以免破败。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议论。 （九）济贫 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为贫困难堪之人看命，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节省消费，他日又得某运以补助之，不难发达。”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其性命。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 （十）节义 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务使琴瑟调和，成人之美。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总之维持风化，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 以上十点，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然而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铭这一点，故当充分肯定。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茹苦含辛，抚孤守节”之类，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的标准约束，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有些“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然而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他“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名叫刘日新，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特召刘日新来，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刘日新说，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横行天下走。”署了名，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满意足了。 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然而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 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但是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 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但是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参考资料：方士的历史cndz365/nzt/his/fangshidelishi/index.shtml
曾国藩八字家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面相、手相经典古籍有哪些?(要详细的),现代有哪些适合入门的手面相书...
古代相学著作多不胜数，但大多数是相互转抄的，自成体系且较为实用的主要有《麻衣神相》、《柳庄相法》、《神相全编》、《水镜集》、《相理衡真》、《神相铁关刀》等。其中《麻衣神相》流传最广，《神相全编》体系最完备。现代的学看面相的书，建议你看李计忠的《周易相学入门》，这书比较适合初学者。 翁向宏面相学应用课程笔记里的内容也许会很适合你看，建议你可以认真研究一下。 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日之升 如鼎之镇:曾国藩事略
本文根据萧一山著《曾国藩传》（海南出版社. 1994年第1版）及曾国藩相关家书、日记等资料总结而成，期从前人修养之道有所借鉴，以资进德。一. 出身 曾国藩生于清朝嘉庆16年10月11日（公元1811年11月26日），原名子城，字伯涵。21岁时，取“涤其旧染之污，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意思，改字涤生；28岁置身翰林后，抱有澄清天下之志，改名国藩。 他出身农民家庭，祖上五六百年都以农为业。到他父亲一辈时，才开始读书求科名。他父亲一共应试17次，到43岁补入秀才时，曾国藩已22岁。 二. 求学 曾国藩的父亲虽屡考不中，但从小对他教育颇严，8岁时就叫他读五经，还常常在枕边叫醒他来背诵《诗》、《书》。在父亲的督责下，曾国潘不到两年就把五经读完了。然后开始学习八股文，以及《周礼》、《仪礼》、《史记》、《文选》等著作。 23岁那年，也就是他父亲补入秀才的第二年，曾国潘考取秀才。24岁时，考中举人。25岁时进京参加会试，没能考取，归途中借钱买了套《二十三史》带回家研读。28岁那年，借钱进京再次参加会试，考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随后以朝考一等改为翰林院庶吉士。 三. 修身 曾国藩非常注重修身，讲求理学慎独功夫，通过坚持写日记对自己的言行思想进行反省，通过不断的反省来砥砺品行、增进道德。 例如，他梦到别人获利而觉羡慕，醒来后就痛加自责，认为自己太卑鄙（昨夜梦人得利，甚学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记）；早上醒来赖床，就骂自己是禽兽（醍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记）。 写日记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三省吾身"、"进德修业"。 曾国藩还制定了一个课程表，列出了自己的十二项功课，分别是： 1. 敬：整齐严肃，无事时宁静安泰，应事时专心致志，保持清澈明朗的精神状态。 2. 静坐：每天静坐半个时辰，体悟天性中本真的的仁心。 3.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赖床。 4. 读书不二：一本书还没读完，不去看其它书，每天以读十页为标准。 5. 读史：每天细读十页。 6. 谨言：说话谨慎。 7. 养气：气藏丹田，心怀坦荡，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对人言说的。 8. 保身：节制操劳，节制欲望，节制饮食。时刻像养病一样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9. 日知所亡：每天写《茶余偶谈》二则。 10. 月无忘所能：每月做诗文数首。 11. 作字：早饭后练字半个时辰。 12. 夜不出门：晚上不出去应酬玩乐。 通过践行上述十二项功课，曾国潘从德（敬 、谨言、养气）、智（读书不二、读史、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体（静坐、早起、保身、夜不出门）三方面对自己进行全面的修养锻炼，而且他也秉持恒心力行之，终成一代大家。 四. 齐家 曾国藩家族人才辈出，在政界、文艺界、教育界、考古界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凡成就。如曾纪泽（外交家）、曾广钧（曾任广西知府、梁启超誉为诗界八贤）、曾昭抡（化学家 、中科院院士）、曾宪植（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等等。 家族人才的涌现，和曾国藩严谨治家、悉心培育“耕读孝友”的良好家风有很大关系，他所著的“家书”也成为经典，影响了无数国人。 曾国藩曾将治家之道归纳为“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简述如下： 书： 读书。 （1）作用：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 （2）方法：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蔬、鱼、猪： 种菜、养鱼、养猪。曾国藩列出这三项，大概是因其本出身农家，希望家人能保持克勤克俭的作风。 早： 早起。“起早亦养身之法，且系保家之道”。“黎明即起，醒后不粘恋”。 扫： 打扫。洒扫庭院，保持环境的整洁有序。 考： 祭祀。祭奠先人，慎终追远。 宝： 善待亲族邻里。“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 五. 治军 曾国藩本是一介文人，却以书生领军，历经磨难而战胜声势浩大的太平军，立下赫赫武功。这既是时势造英雄使然，更是曾国藩卓越领导能力的体现。 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具有六大特色： 1. 在素质上 ，因来源于乡间农民，具有健壮朴实的特点，未曾沾染军营浮华习气，比较容易训练。 2. 在编制上 ，曾国藩颁定营制，使湘军各有定制，组织有序。 3. 在训练上 ，曾国藩仿戚继光束伍成法，逐日操练。此外，尤重精神训练，让湘军逐渐成为有主义、有纪律的军队。 4. 在精神上 ，曾国藩选择营官非常慎重，培养了一批“忠义血性”的将领。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 5. 在粮饷上 ，曾国藩也特别顾虑周到，保障兵士的生活。 6. 在团结上 ，因湘军每一营兵士都具有同乡、同族等关系，所以深具齐心相顾、团结互助的精神。 六. 治国 曾国藩的治国之道主要有 “致贤”、“养民”和“正风气” 三端。 风气要正，须先注重教育，培养人才，使之各得其用，起到领导表率作用，此即“致贤”。同时改善人民生活，使之安居乐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此即“养民”。 总之，是教养兼施，让治者与被治者都发展他们的技能，配合一致，殊途同归，然后风气可转，社会自然欣欣向荣。 此外，19世纪中期，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开始侵入中国，曾国藩面对国家外患，主张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以炮船的科学机械来建设新事业。他曾在安庆设军械所，试造轮船，并曾派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出国购买机器。 因此，曾国藩也是洋务运动的先驱，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七. 结语 曾国藩出身普通农家，却成就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事业。一方面，与他小时候家庭的教育有关，这为他奠定了学问和人格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却是他本人的努力所造就，正如梁启超在其所编辑的《曾文正公嘉言钞》一书序言中所说： 可见，人是具有很强的可塑性的。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就看你“心”如何想，“行”如何为了。 附：曾国藩相关家书日记原文
如何正确的评价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 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 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 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 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 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 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 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 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 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一)少年得志仕途亨通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 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 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 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便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了。曾 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 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1832 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曾国藩刚28 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 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 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 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从文才上 看，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是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 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救，不耻下问，博 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 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故在上有自己的独特观 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 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 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 等。他应诏陈述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 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 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 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 之患。”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 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 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步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 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呖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 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 征战毕生，直至卒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二) 曾国藩之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 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 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 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 “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 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 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 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 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 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 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 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 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换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 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 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 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 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 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 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 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 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 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 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 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 “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 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 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 之气”。选 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 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 “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 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 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 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 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 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 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 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 “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 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 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 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 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 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 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 “息”、“眠”、“食”四字 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褒贬不一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 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 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 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 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 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历史是各 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从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 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 求。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随 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兴趣，他们希望 能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 清晰、更深入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三)轶事点滴 毛泽东“独服曾文正”之谜 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 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 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 ”，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 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之谜 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 家书及书礼......，为任何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 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 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 “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之谜 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 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 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 《曾国藩家书》影响历史不衰之谜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对权重势大的曾国藩极度猜忌，曾为表明心迹，做出了有 违个人性格的事刊印《家书》。 违朝廷大禁纳妾之谜 五十一岁时，咸丰帝大丧期间，秘娶小妾，“违制失德”，故有人斥其为“伪君 子”。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曾国藩“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 睡，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 “一生爱钱”之谜 三十岁时，作一件青缎马褂，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三十年后，衣犹如新。在 南京总督府任内，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绩麻纺纱，下厨作饭。 四)大事年表 1811年（嘉庆16年）11月26日（农历10月11日） 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 乳名宽一。 1815年（嘉庆20年）5岁 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道光6年）16岁 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1830年（道光10年）20岁 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 滨书院。改号涤生。 1833年（道光13年）23岁 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14年）24岁 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 径长沙，始与刘蓉相交。 1835年（道光15年）25岁 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 （道光16年）26岁 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容、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 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18年）28岁 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 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 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19年）29岁 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 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起程赴京。本年 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 不辍。 1840年（道光20年）30岁 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 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21年）31岁 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 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 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 更治。 1842年（道光22年）32岁 致力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 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 不出门。 1843年（道光23年）33岁 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12月，充文渊阁 校理。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 1844年（道光24年）34岁 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 吉士。 1845年（道光25年）35岁 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 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26年）36岁 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 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27年）37岁 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11月，钦派武会试正 总裁，殿试读卷 大臣。 1848年（道光28年）38岁 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 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29年）39岁 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30年）40岁 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 “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署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41岁 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 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 1852年（咸丰2年）42岁 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微太湖县小 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 沙，10月取决岳州。 1853年（咸丰3年）43岁 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 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 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 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4年）44岁 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 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 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 理湖北巡抚。7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5年）45岁 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 “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6年）46岁 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天京事变）后， 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7年）47岁 2月27日，其父去世，偕第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 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8年）48岁 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第国华入李幕。7月13日，接 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7日起程。8月5日，抵武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 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12月，作《爱民歌》以训 湘军。 1859年（咸丰9年）49岁 1月，李鸿章来建昌进谒、留营襄办军务。是月，曾国葆改名贞干入湘军，为其 兄国华报仇。2月，作《圣哲画像记》。11月，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1860年（咸丰10年）50岁 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26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 6月，左宗棠来营，留住两旬，商讨东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 7月，委授两江总都，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0月18日与胡林翼、李续宾 商筹北援之策。 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 太平军距大营仅20里，“危险万状”。 1861年（咸丰11年）51岁 8月23日，是《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 一要务。”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25日，移住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 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关刨办 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 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52岁 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 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 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7月18日，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 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 来“蹂躏中国之土地”。9月，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戴 钧衡6人立石修墓，妥为安葬。12月，其第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年 底，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气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 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3年（同治2年）53岁 1月28日，安庆内军械所造出的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后， 喜而命名“黄鹄号”。5月7日，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谓“洋人本有欺凌之 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逼处可怯之地”，反对购买要 由海军上校指挥控制的船舰。6月13日，石达开兵败大渡河。9月，与容闳见面， 商筹建立一个可以灾圃旎器的工厂。12月3日，交容闳68000两银赴美购买机器。 1864年（同治3年）54岁 1月，派李凤苞测量江浙外海各岛屿沙线。5月，江浙藏书遭兵动多有毁损，定 刊书章程，即于安庆设书局，刊刻各种经史。6月3日，洪秀全病世天京，其长 子继位。7月19日，湘军攻恰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7月，曾国藩赏加太子 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15日，奏准裁撤湘军 25000人。 10月，行辕移驻安陵。11月，奏准停征厘舍、亩捐。12月，主持修复江南贡院， 补行江南乡试，会考江南优贡。 1865年（同治4年）55岁 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 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已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接上 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 书局出版。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 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 ，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 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 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5年）56岁 3月，由徐州赴济宁，沿途谒孟、孔、曾诸圣墓。9月24日，捻军突破防线，进入 山东。连续2次请假，在营调营。10月，奏陈：剿捻无效，病难速痊，请开协办 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12月，回任两江总督。 1867年（同治6年）57岁 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 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 学士。 1868年（同治7年）58岁 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 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 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 1869年（同治8年）59岁 2月27日，奏陈直隶应办事宜，以练兵、饬吏、治河为至要。6月，奏请按湘军 制改造直隶练军。8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 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12月，奏陈：“直隶清理积狱......计 审结并注销之案四万一千余起，多作尘牍，为之一清。” 1870年（同治9年）60岁 4月，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奏准病假一月。5月续假一月。6月，天津教案 发生, 奉命前往处理。7月11日，抵津。出令放告，要求津民据实检举揭发。23 日，法国公使罗叔亚来见，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 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24日，奏陈：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 事出有因。”8月，奏陈：本案凶犯已拿获九名，惟罗叔亚意欲“三员议抵”， 断难允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9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 身亡，曾国藩调任两任总督，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10月17日，起程南下。11 月3日，六十大寿，御赐“勋高柱石”匾额。24日，作家训日课四条：一曰慎读 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说，四曰习劳则神钦。 1871年（同治10年）61岁 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 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23日在沪设宴庆祝61岁生日。 1872年（同治11年）62岁 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遗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 “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 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 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 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 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 化县（今望城县）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