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中华圣人参照天生神物天地变化,易经的神奇

天地生两极 两极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全文是什么?

这句话出自《易传·系辞上传》的第11章，原文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整段话的意思指浩瀚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包含着阴和阳，以及表与里的两面，而它们之间却是既互相对立斗争又相互资生依存的关系，这即是物质世界的一般律，是众多事物的纲领和由来，也是事物产生与毁灭的根由所在。

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天地、日月、雷电、风雨、四时、于前午后，以及雄雌、刚柔、动静、显敛，万事万物，莫不分阴阳。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长养百骸。经络、骨肉、腹背、五脏、六腑，乃至七损八益，一身之内，莫不合阴阳之理。这一理论建立至今凡两三千年，仍在为人们描述万象。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

1、两仪

两仪指天地或阴阳。关于“两仪”，综合历代易学家的理论，计有七说：一说为阴阳，一说为天地，一说为奇偶，一说为刚柔，一说为玄黄，一说为乾坤，一说为春秋。但通常是指阴阳。

2、四象

四象即为：太阳、太阴、少阴、少阳。

而其又名：少阳、老阳、少阴、老阴。

从方位角度论四象为：东、南、西、北。

从一年季节论四象为：春、夏、秋、冬。

从飞禽走兽论四象为：青龙、玄武、白虎、朱雀。

3、八卦

八卦是中国古代人民的基本哲学概念，是古代的阴阳学说。所谓八卦就是八个卦相，八卦是由太昊伏羲氏，也就是伏羲画出的。八卦其实是最早的文字，是文字符号。它是中国文化中与阴阳、五行一体用来推演世界空间、时间各类事物关系的工具。

扩展资料：

《易传》是一部战国时期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论文集，其学说本于孔子，具体成于孔子后学之手。《易传》共7种10篇，它们是《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角、《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自汉代起，它们又被称为“十翼”。

《系辞》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圣人之道的典籍，它有4种圣人之道：一是察言，二是观变，三是制器，四才是卜占。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其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即系辞是解释圣人所立的象，而解释系辞的文字叫系辞传。

《系辞》分上下两传，上传、下传各12章。

运用《易经》的基本原理，《系辞传》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和发挥，它把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阴阳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世界观，用阴阳、乾坤、刚柔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把儒教的思想引入其中，并形成了一定的宇宙观和世界观。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百度百科-易·系辞传

乾卦卦辞解读

乾，元亨利贞。 这是乾卦的卦辞，是一卦的断语。 译文： 乾卦，创始、通顺、适宜、正固。 解读： “元”和“原”字互通，是原始的意思。是说乾具有创始万物的功能。 “亨”是通顺畅达，因天道运行，周而复始，永动不止，故畅达。 “利”是适宜有利，天道运行通畅，适宜万物生存，利益万物。 “贞”是正固，天道运行永无偏差，守正不变，不破坏自己的运动规律，是一切法则的准极，是自然法则。 以上是乾卦卦辞经文的解读。 下面是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中的《彖传》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解读。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译文：伟大啊，乾元！万物因此才有开始，乾元由此主导整个自然界。云气流行，雨水布施，众物周流而各自成形；太阳的光明终而复始地出现，六个爻的位置按时序形成，然后按时乘着这六条龙驾御天道。乾道的变化，（使万物）各自正定其本性与命运，万物保存聚合并处于最和谐状态，达到了适宜和贞固。乾卦为首，创生出万物，普世皆得安宁。以下是孔子做的易传中的《象传》对乾卦卦辞经文的解读。 象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译文：天道运行，周而复始，健而无息，君子要效法天道，自强不息。 通过对天的赞美，从而赞美阳刚之美，引申出人们要效法天道，要自强不息。 学《易经》智慧，过简单生活！

周易和易经 他们有什么区别没有?

太简单了，周易是易经，而易经却不全是周易。。。就好像你是人类，而人类不全是你一样。。

乾卦卦辞取天为象,六爻取龙为象

卦辞与爻辞取象不同，是六十四卦的通例，绝大多数卦都如此。 比如，乾卦卦辞取天为象，六个爻辞取龙为象。这是由卦与爻的特点不同决定的。卦代表一个时代，只要没出这个时代，都具有这个时代的特点。卦是相对不变的，是静态的。而六爻的每一个爻代表一个时代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它是相对变化的，是动态的。所以取象不同。 乾卦取象天，但卦名却叫乾。是因为卦名反映的是卦之性，卦之义，不反映卦之象。因为在一卦中取象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在卦的性质，卦的含义。乾卦由六个阳爻构成，是纯阳至健，健是乾卦的性质和意义所在，而天最能反映健的特点。 古人讲的天其实是指太阳。太阳的运动造成寒暑变化，四时交替。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四字。这个乾字意义就是健，健是运动变化不息的意思。合起来说乾是健，分开来说就是元亨利贞。元亨利贞是说天的运动变化的。元是春天，亨是夏天，利是秋天，贞是冬天。贞过去又是元，周而复始。所以乾卦取天为象。天只是健之象而不是健本身，故乾卦名乾不名天。 乾卦六爻是讲天地之气和君子之道的。天地之气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龙是人们想象中能潜能飞的动物，故乾六爻取龙为象。天能表现健，龙不但能表现健，还能表现变化中的健。附：乾卦卦辞与爻辞 卦辞：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易经是讲什么?

文章导读：古代中华民族曾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发达程度远超同期的欧洲。为此，他经久苦思，仰天长问，究竟为什么，当代科技没产生于古文明如此发达的中华，却产生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文/ 首席科学家    田园

01

我们是“炎黄”子孙还是“伏羲”儿女？

伫立长江，静坐黄河，举目苍穹，神游宇宙。智慧先哲，瑰丽自然，激荡胸襟。感叹个人之渺小，伏羲创易之伟大，自然力量之伟大、民族精神之伟大。澎湃激情，挥之不去！

在伏羲数千年之后的春秋时代，有位圣人尝道：必也正名乎！对伏羲易而言，正本清源是个不可不察的大事。

研究伏羲易不能脱离我们对祖先伏羲的正确认识，不能无视这位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在中华文明中的奠基作用，不能不探究他浩瀚思想的深邃内涵。

长期以来，每每谈起伏羲女娲，人们总会联想起美丽的神话与似有似无的神奇传说。每每谈起中华儿女，必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那么，在近代文明史上，为什么伏羲之名反而不如黄帝、炎帝之盛呢？

随手拈来人民网上的一篇文章，是曾联合全球百余位史学家倡议重写中华古史的史式老的访谈录，这位85岁的“不老”学者，有这么一段话，算给我们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做了些正名工作。他谈道：

“中国最早的古史框架，是由司马迁构建的。”“自从有了‘正史’，历代读书人谈古史，都以‘正史’《史记》为根据。《史记》以黄帝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把许多古圣先王都编派为黄帝子孙。这就是传统说法的来源。”

“司马迁记载的古史不够真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囿于见闻。其次，他写《史记》受到汉武帝压制，不敢畅所欲言”“汉武帝的历史知识极为有限，但好谈神仙”“《史记·封禅书》中有记载，他自比黄帝”“一定要以黄帝作为人文初祖，而置时间更早的伏羲、神农于不顾”“司马迁屈从于汉武帝，并非贪生怕死，而是怕毁掉他的《史记》。如让司马迁秉笔直书，他一定能够写出伏羲、神农及南方百越部落的传说，使《史记》更为丰富”种种迹象表明，伏羲“正名”工作终于有了盼头。我不是考古专家，但，即便有所争议，我也愿意相信伏羲这位伟大智者的存在。自古以来，文化传承就有口传、笔录之分，无非是记录形式、记录载体的差异。口传如果坚决不信，那笔录也就大可不必理睬。毕竟，笔录之前的历史，首先要靠口传。没有口传，笔录就失去了依据。口传有误，笔录亦然。就长期而言，形式不是决定内容的关键。

神话，首先就得是“人话”。传说，总要先得有人这么说。伏羲女娲的传说恐怕不是仅仅“有人这么说的”问题了，是整个中华民族都这么说。我想其间必有道理。这不仅是人之常情，也是简明之至的合理推断。

02

“易”是科学还是谬误？道之不存久矣！

很多朋友曾问我一系列问题，易学究竟是不是科学？从哲学角度来看，易学究竟属于唯心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普及易学智慧是否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呢？为什么古人对“易”推崇备至，而当代却未闻所谓易学大家取得令人信服的现实成就呢？易学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璀璨智慧，为什么没能造就中华民族近代的科技文明与经济强盛呢？易学与当代自然科学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凭心而论，这些问题不但现实，而且尖锐，也未必仅是少数朋友的疑问。我虽勉为其难，但在这里做点交代也还是必要的。

那么“易”究竟是不是科学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明确，究竟什么是科学。这里，不妨先看两个假设。

其一，假设科学被定义为近几百年来，甚至是近百年来源于西方，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出自《辞海》），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易学根本就不是“科学”。易学的起源与发展要比西方现代科学早得多，不仅两者起源时间不同、萌发地点相异，而且发展路径、思维方式更是迥然不同，差之千里。

其二，假设科学被定义为经过实践检验，人类认识宇宙万物规律的观点与方法，那么我的看法是，易学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迄今为止超出一般认识水平的尖端科学，是科学中的科学。其独特的宇宙观与方法论在指导人类认识创新上，具有超出想象的作用。

我想，这个说法会有很多朋友并不同意，真可谓“道之不存久矣”！学院派注重义理考据，江湖派看中的是相术占卜，不管是哪一种，不管是高深艰涩，还是神秘难测，都不是“易”真正的面目，更不是“易”的价值所在。

要搞清易学究竟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回顾中华古代文明史，恐怕是个必经之路。在此领域，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位伟大西方智者，他高瞻远瞩，极富造诣、举世瞩目。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一本传记，名字叫《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盛赞一位科学家为“文艺复兴人”。对文艺复兴，恩格斯曾有名言：“文艺复兴是一个确实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稍对文艺复兴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18世纪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再出现象达芬奇那样的“科学多面手巨人”已不可能。那么，究竟是谁获得了“文艺复兴人”这个举世殊荣呢？

他就是享誉世界的生物化学家、中国古代科学史专家、英国剑桥大学名誉校长李约瑟博士。李约瑟自31岁，陆续出版《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被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于194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1954年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被誉为“20世纪最佳西方汉学巨著”。

不过，令人深感遗憾，在获此殊荣之前，李约瑟已于1995年3月24日驾鹤西去了。一颗巨星，就此陨落，斯人虽去，光辉永存。

李约瑟平生最令举世瞩目的工作，就是研究中华古代科技史，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他发现，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在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里，中华民族比西方更有效地掌握了自然知识，就是说，在科学技术方面，古代中华民族曾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发达程度远超同期的欧洲。为此，他经久苦思，仰天长问，究竟为什么，当代科技没产生于古文明如此发达的中华，却产生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03

注意！一列火车会遮挡视线中的一列火车！

事实上，提出此一问题，李约瑟并非开天辟第一人。追溯历史，在近代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的更早先驱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83年，他经澳门到大陆，中华高度发达的文明使其震惊，亲眼所见的繁荣与文明使他发自内心感到震撼，在他眼中，许多事情简直不可思议。

因为，当时西方人认定，整个东方都是蛮荒之地，居住着“不信上帝的野蛮人”。但利玛窦发现，中国人竟如此博学，有本民族独立的认识自然的知识体系，并且发达程度绝不亚于西方。1584年秋，在肇庆，他用西班牙文给友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感叹：“中国人极度博学。对自然科学、医学、数学和天文学都十分精通，用完全不同于西洋的方法正确推算出了日食、月食。”

这一现象不仅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也同样使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陷入深思，其中不乏今人难望项背的泰斗大家。从时序上讲，较早的如任鸿隽，他是当时中国科学运动的强力推动者和科学活动的优秀组织家，他1915年所著《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开启了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思潮。此后，大思想家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纷纷涉足其间；科学家如化学家王琎、数学家钱宝琮、气象学家竺可桢、心理学家陈立，经济学家冀朝鼎、王亚南、吴大琨等等也纷纷倾注其中。一时之间，风云际会，宏论激昂，百家争鸣。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形成了讨论这一学术问题的高峰。凡此种种，均在李约瑟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前。但不可否认，最为系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巨匠还是李约瑟。

事实上，自2500年前,乃至更久远以前，人类存在两大独立文明体系。一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文明，一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前者是整体论思想，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后者属还原论思想，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

显然，科学由文明孕育而生，必后生于文明，东西方文明有异，所孕育的“科学”也当会有所差异。虽是有异，但我从不怀疑中国古代存在“科学”。文明古国早有“科学”应不言而喻。

毕竟，事实胜于雄辩，历史早已证明，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还取得过颇多科学奇迹，尤其在天文学、数学和医学、预测学等领域。时至今日，很多极富价值的天文数据仍源于中国古代。大运河和都江堰的修建都达到了极高的工程水平。对这些，任何人都无法视而不见。

大约在1964年，李约瑟写了一篇题为《东西方科学与社会》的文章，部分阐述了东西方文明在近代的表现，开篇说：“大约在1938年，我酝酿写一部系统、客观、权威性专著，以论述中国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接着他比喻，“在阳光明媚的法国，人们常说：‘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视线中的另一列火车！’”。

在李约瑟看来，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是两列火车，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前者远超后者，只不过在近四百年中，后者蓬勃呼啸，暂时遮挡了前者。

《易传·系辞》中的圣人与君子

《易传·系辞》中的圣人与君子

通过考察《易传·系辞》中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形象，发掘出该书作者赋予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内涵，并比照《易传·系辞》成书前儒、道两家赋予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内涵，揭示《易传·系辞》中圣人、君子与《易传·系辞》成书前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君子的同一性。验证《易传·系辞》是儒家典籍的历史定论。

关键词：圣人；君子；《易传·系辞》；《＝易经》

一、儒、道两家圣人与君子

圣人、君子是儒、道两家共同关注的人格形象。但两家所赋予的圣人、君子人格内涵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儒家经典《论语》中，孔子没有明确地说出圣人的人格内涵，然而他却较具体地指出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六人。我们发现。这六人的人格形象具有这样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有位的王者，他们不仅文治武功非常显赫。而且具有极高的道德境界。由此可见。圣人的人格内涵具备王者、仁与智。而孟子从儒家的伦理道德本位出发。更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圣人的人格内涵就是“仁且智”。他与孔子不同。不再以王者为圣人人格的基本内涵。而以“仁且智”。值得注意的是。儒家非常尊崇圣人人格形象。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在孔子的视域里。圣人人格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连他自己也不能。孟子则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强调“百世之师”的圣人是人类伦常最完满的体现。

与儒家规定的圣人人格内涵“仁且智”截然不同，道家老子则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赋予了圣人“自然”与“无为”的人格内涵。而庄子认为。圣人的人格内涵是以道的本性为己本性。他说：“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庄子说。圣人以天然为主宰、以德性为根本、以大道为门径。能预知万物的变化，但圣人与道是不同于一体的。只能做到以道的本性为己本性。虽然庄子承认圣人以道的本性为己本性，但他是否定圣人的。他说：“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在这里，庄子明确否定了圣人。同时他指出，圣人之道是一把双刃剑。圣人用它可以便天下太平。但是盗跖用它，却可以为害天下。他认为。若想实现天下大治，人们必须摈弃圣人之道。可见。在总体上。庄子是否定圣人及圣人之道的。

与圣人一样。君子也是儒家所推崇的人格形象。在儒家心目中。君子人格的地位仅次于圣人人格。但它比圣人人格有更强的现实性。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孔子认为虽然圣人人格是普通人很难达到的，但君子人格则是常人可及的。孔子所说君子人格的内涵有两层：一是指有道德操守；二是指在位者。在孔子的视野里，君子有道德操守的具体规范是行“仁”心。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在他看来。行“仁”心是君子本分，而“小人”则根本不具备这一点。以孔子学说继承人自居的孟子更加推崇君子的道德操守，君子即使“无恒产”。也有“恒心”。孟子进一步解释到：“君子与人为善，取诸人。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孟子以“与人为善”。亦即行“仁”心为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不再以是否在位为君子人格的内涵，这是对孔子君子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而在道家心目中。君子则是秉承自然本性、“无为”的人，他脱离了儒家所尊崇的封建宗法礼制羁绊。老子认为，“善为士（君子）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在老子的眼中。君子是深谙“道”的人。庄子则认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可见，在生活于战国中、后期庄子的理解中。道家的君子已深深地烙上了儒家的一些色彩。但从原初意义上看。道家赋予了君子人格承袭自然本性、脱离礼制约束的基本内涵。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易传》是儒家典籍，但近年来陈鼓应先生通过对《易传·系辞》考察，认为“《易传》非儒家典籍。乃道家系统所作。”圣人和君子是《易传·系辞》中讨论的两个重要人格形象，通过考察该书中两者的人格内涵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态度，就会发现陈老这个观点是很难成立的。而我们通过对该书中两者的人格内涵以及作者对他们态度的考察，恰恰验证了《易传·系辞》是儒家典籍的历史定论。

二、《易传·系辞》中的圣人

《易传·系辞》是对《易经》的解释和发挥，而解释和发挥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该书作者的价值旨趣。作者的价值旨趣即使是不经意的也会暴露出自身的学术立场。因此。我们在考察该书中圣人的人格形象，发掘圣人的人格内涵时，也必然会发现作者的价值旨趣和学术立场。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该书中圣人人格形象。

第一，《易传·系辞》中的圣人是一个用“智”来行“仁”的仁者，《易传·系辞》作者说，“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从这可见，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眼里，圣人是一位“以为天下利”的仁者。他们认为，圣人作为仁者是用“智”来行“仁”的：而且圣人行“仁”的过程中，与《易经》是互动的，《易传·系辞》中说：包栖氏（伏羲氏）在“王天下”时，他一心为天下人谋福利，他对天、地、万物仔细观察，然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作了八卦；他并从《离》卦得到启示，教授人们结绳作网，来捕捉鸟、鱼；神农氏从《益》卦得到启发，教授人们制作耒、耜来进行农业生产；并依据《噬嗑》卦，制定交易规则，使人们有章可寻地交换各自物品，大大地方便了日常生活；黄帝、尧、舜受《乾》、《坤》两卦的启迪，为人们制作了衣服，使天下得到了大治；后来的圣人，更是不离《易经》，并且常常依据《易经》为天下人做好事；为了人们避风雨，圣人教会人民建筑了“官室”；为了人们更好地搞好丧葬，圣人制作了棺椁；为了让人们知道文理、记录历史，百官能更好地治理政事，圣人又创造了文字。这些伟大的创举，都是圣人所为。从这我们看出。在《易传·系辞》的作者心目中。圣人是一个依据《易经》为人民谋福利的仁者。

第二，在《易传·系辞》中，圣人不仅是一个仁者，更是一个行“仁”心的智者。圣人作为一个智者，首先体现在他创作了《易经》以及《易经》中的《大象》、《小象》和《系辞》上。《易传，系辞》作者讲“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出图，洛出书”，根据传说，伏羲氏见龙马负图出于黄河。它的身上有纹如八卦。他依此画出八卦；大禹见神龟出洛水，背上有文字，他依此作《尚书·洪范》。这两则传说虽然不一定可靠，但是可以肯定一点，远古的中国智者们对天地之道是非常关注的。而正是这种关注。他们在苦思冥想中不断地受到外界事物的启发，创作出了八卦；并参照天地运行的规律，进而创作出了《易经》。

而《易传·系辞》作者则神化了《易经》的创作。在他们看来。是智慧过人的圣人创作出了八卦；并参照天地运行的规律，进而创作出了《易经》。不仅如此，他们还强调，由于天、地、人三才是合一的，因而《易经》也体现了人类活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易传·系辞》作者进一步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典礼，（历史论文 ）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在他们看来，圣人为了指导人们在现实生活的活动，而创作了《大象》、《小象》。可见，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笔下，圣人是一位大智者，圣人不仅“通古今之变”，还在于“究天人之际”。同样，《易经》的系辞也是圣人所作。他们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很明显，《易传·系辞》作者认为，《易经》的系辞是圣人根据卦象的阳刚阴柔而推演出来的，圣人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指导人们在现实生活的活动。

其次，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笔下。圣人作为一个大智者，体现在他创作的《易经》包含了全部的天地之道以及使《易经》的简便易行上。《易传·系辞》作者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又说“说夫《易经》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他们认为，圣人制作的《易经》对天地之道无不涵括。《易传·系辞》作者继续说：“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易传·系辞》作者认为。圣人制作的《易经》不但统涵了全部天地之道。而且又简便易行。圣人为使《易经》在现实生活中简便易行，对《易经》中最重要的乾、坤两卦加以重点诠释。经过圣人的悉心诠释，乾、坤两卦达到了“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的效果。

再次，《易传·系辞》的作者以为。作为大智者的圣人所制作的《易经》，从功用方面体现出作为智者的圣人四个特性。他们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占筮者尚其占。”他们认为，《易经》从语言、行动、制作器物和占卜四个方面体现了圣人之道。 《易经》本质上讲是没有思维功能的、寂静的、甚至没有作为的。但通过与人交感，它能神奇地达到通晓天下事变。圣人是真正理解《易经》的，但仍然必须“极深而研之”。也正因为如此。易经才体现出圣人之道，亦显示出圣人在《易经》功用层面上的智能。

最后，在《易传·系辞》的作者的眼中，圣人作为一个大智者，在现实生活中是离不开《易经》的。他们认为。凭借《易经》，“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圣人是具有特殊智能之人，只有他才能正确运用《易经》治国天下，并达到恰到好处的效果。《易传·系辞》作者借孔子之口，表达了对《易经》的看法：“《易》开物成务，冒天之道”；“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齐戒，以神明其德夫。”他们重申，《易经》揭示了世界的规律，在生活中，对圣人而言，作用是无可比拟的。只有正确地认识和理解《易经》，圣人才能有效地治理社会。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认为。也只有圣人能正确和全面地认识、理解《易经》。

通过对该书中圣人人格形象的考察，我们发现圣人人格的基本内涵是“仁且智”，这与孟子将圣人的人格内涵规定为“仁且智”是一致的。而《易传·系辞》作者则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圣人思想。将圣人人格的内涵“仁”且“智”描述的淋漓尽致。不仅如此，《易传·系辞》作者所描述的圣人是不仅是“仁且智”者。而且是当权者。这里表现出浓厚的儒家志趣。这是符合儒家所推崇的圣人。而道家庄子否定圣人、圣人之道与《易传，系辞》中肯定圣人、圣人之道是对立的。由此可断定，《易传·系辞》为儒家典籍，《易传·系辞》不是道家系统的作品。

三、《易传·系辞》中的君子

如果说通过对《易传·系辞》中圣人考察，其分量不足于完全推翻陈老的上述观点的话。那么我们继续考察一下该书中的君子。

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眼里，圣人制作了《易经》，并按照《易经》大旨行事，他是一位“仁且智”者。是“王天下”的人物；君子则是圣人实现“王天下”大业的辅助者。君子在《易传·系辞》中人格形象也比较突出，下面我们也考察一下。通过此，我们就会发现君子人格的内涵。

首先，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眼中。君子服从命运的安排，乐于行君子之道。“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他们所谓的君子之道。实际上就是君子服从命运的安排，主动辅助圣人，通过此实现自己建功立业。而孔子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孔子认为，君子之道最重要的一条是服从命运。君子必须认识到自己只是君子。《易传·系辞》作者对君子之道的理解。显然是对孔子的君子之道的继承。如果说，圣人是儒家所称颂的圣人，而决不是道家非宗法伦理的道家圣人；同样，君子是遵从封建伦理的君子，决非秉承自然本性、脱离礼制约束的道家君子。但有必要指出地是，在《易传，系辞》作者的视域中，君子与圣人相对应，是民。但君子又不是一般的“民”，如《易传·系辞》作者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从这我们可见，君子是了解“天地之道”的，而一般百姓则是“日用而不知”。可见，君子虽不及圣人高明。但他又是民所不及的。

其次，在《易传·系辞》作者眼中。君子是在位者。君子的“位”是凭自身的德行和才干获得的，而且君子的“位”与其德行和才干相符。君子作为在位者，通过修身不断完善自己的德行。修身的具体内容是“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的优良的德行体现为在日常生活中积“善”与行“仁”心：与人交往中不卑不亢。再者，君子作为在位者，有出色的才干，“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君子做事是先做好准备。然后因时而动。君子在位时。身安而“不忘危”。不沉溺享受；正因为君子能居安思危。所以国家才能平安。

再次，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眼中，君子在现实生活中，必须了解“天地之道”的抽象物——《易经》，同时必须依“天地之道”来参验人事。只有这样。君子才能达到圆满的结局。《易传·系辞》作者说：“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白天佑之，吉，无不利’。”《易传·系辞》中大量借用孔子的话，说明君子必须依《易经》行事，君子行动要慎重，语言要缜密；只有这样，君子才能成就事业。该书作者认为。真正的君子行动。必须“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只有这样，《易经》才会作出响应。《易传·系辞》作者认为，君子行事一定要重视圣人制作的《易经》，并且要依《易经》行动，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天地之道，更好地辅佐圣人，做好事情。君子自己行事才会有好的结局。

最后，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眼中，君子与圣人不同，圣人是“仁且智”者，是无与伦比的。而君子则凭德行和能力才能守位。他通过辅助圣人治化天下百姓，才会完成自己的理想。在该书作者眼里，圣人是“生而知之”者，而君子则是“学而知之”者。圣人是《易经》的创造者和运用者。君子仅是《易经》的学习者和运用者。《易传·系辞》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孔、孟君子观。

综合以上，我们可看出，《易传·系辞》中君子的人格形象体现出的君子人格基本内涵是有道德操守和在位者、行“仁”心。与儒家所赋予君子的人格内涵非常一致；而道家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是脱离礼制约束、承袭自然本性。从这我们可得出，《易传·系辞》是儒家的典籍。

通过以上对《易传·系辞》中圣人和君子这两个重要人格形象的考察，寻觅出圣人与君子人格的内涵，我们可以断定《易传·系辞》是儒家典籍，尽管它的内容可能掺入了其它学派的一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