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讲究的是什么,易经主要内容及思想

内容提要：

易经讲的是什么?
人为什么不能随意学易经
易经是讲什么?
学易经好处和坏处都有哪些?
易经讲的是什么?
易经讲的是什么

易经讲的是什么?

; 01 《易经》主要思想讲的是朴素深刻的自然法则和和谐辨证思想。《易经》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做是一个互相感应的有机整体，即“天人合一”。

《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元典，就是说《易经》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一个载体。易经的核心就是著名的“三易说”，即简易、变易、不易。《易经》可以看作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易经》内容涉及哲学、、生活、文学、艺术、科学等诸多领域。

《易经》本身有三个层面在演绎。现代社会和西方文化所认识的“变”的部份，所谓“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这种认识论，只是《易经》的一个过程，不是《易经》要表达的主题。我们看《易经》都是从变的角度去看，实际上《易经》的本怀到底给我们解释了一种什么状态?到底《易经》要带领我们去到一个什么去处?这就是《易经》的“学”和“用”的一个关联。

《易经》的作用在于指导人们深入观察自然界的各种现象，认识天地、阴阳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科学奥秘，充分把握天时、地利、人和之际遇，在比较好的环境中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

人为什么不能随意学易经

不易读懂。年轻人不要读易经，就是害怕年轻人知命认命，没有拼搏的动力，没有改命的勇气。因为物质财富这个东西有时候确实很难追求到，但是精神财富却是触手可及，读两本书不过花费点时间罢了。人生不能获得物质享受本来就已经很可怜了，要是再精神匮乏，那真的是虚度光阴浪费人生。

易经是讲什么?

文章导读：古代中华民族曾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发达程度远超同期的欧洲。为此，他经久苦思，仰天长问，究竟为什么，当代科技没产生于古文明如此发达的中华，却产生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文/ 首席科学家田园01我们是“炎黄”子孙还是“伏羲”儿女？伫立长江，静坐黄河，举目苍穹，神游宇宙。智慧先哲，瑰丽自然，激荡胸襟。感叹个人之渺小，伏羲创易之伟大，自然力量之伟大、民族精神之伟大。澎湃激情，挥之不去！在伏羲数千年之后的春秋时代，有位圣人尝道：必也正名乎！对伏羲易而言，正本清源是个不可不察的大事。研究伏羲易不能脱离我们对祖先伏羲的正确认识，不能无视这位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在中华文明中的奠基作用，不能不探究他浩瀚思想的深邃内涵。长期以来，每每谈起伏羲女娲，人们总会联想起美丽的神话与似有似无的神奇传说。每每谈起中华儿女，必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那么，在近代文明史上，为什么伏羲之名反而不如黄帝、炎帝之盛呢？随手拈来人民网上的一篇文章，是曾联合全球百余位史学家倡议重写中华古史的史式老的访谈录，这位85岁的“不老”学者，有这么一段话，算给我们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做了些正名工作。他谈道：“中国最早的古史框架，是由司马迁构建的。”“自从有了‘正史’，历代读书人谈古史，都以‘正史’《史记》为根据。《史记》以黄帝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把许多古圣先王都编派为黄帝子孙。这就是传统说法的来源。”“司马迁记载的古史不够真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囿于见闻。其次，他写《史记》受到汉武帝压制，不敢畅所欲言”“汉武帝的历史知识极为有限，但好谈神仙”“《史记·封禅书》中有记载，他自比黄帝”“一定要以黄帝作为人文初祖，而置时间更早的伏羲、神农于不顾”“司马迁屈从于汉武帝，并非贪生怕死，而是怕毁掉他的《史记》。如让司马迁秉笔直书，他一定能够写出伏羲、神农及南方百越部落的传说，使《史记》更为丰富”种种迹象表明，伏羲“正名”工作终于有了盼头。我不是考古专家，但，即便有所争议，我也愿意相信伏羲这位伟大智者的存在。自古以来，文化传承就有口传、笔录之分，无非是记录形式、记录载体的差异。口传如果坚决不信，那笔录也就大可不必理睬。毕竟，笔录之前的历史，首先要靠口传。没有口传，笔录就失去了依据。口传有误，笔录亦然。就长期而言，形式不是决定内容的关键。神话，首先就得是“人话”。传说，总要先得有人这么说。伏羲女娲的传说恐怕不是仅仅“有人这么说的”问题了，是整个中华民族都这么说。我想其间必有道理。这不仅是人之常情，也是简明之至的合理推断。02“易”是科学还是谬误？道之不存久矣！很多朋友曾问我一系列问题，易学究竟是不是科学？从哲学角度来看，易学究竟属于唯心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普及易学智慧是否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呢？为什么古人对“易”推崇备至，而当代却未闻所谓易学大家取得令人信服的现实成就呢？易学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璀璨智慧，为什么没能造就中华民族近代的科技文明与经济强盛呢？易学与当代自然科学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凭心而论，这些问题不但现实，而且尖锐，也未必仅是少数朋友的疑问。我虽勉为其难，但在这里做点交代也还是必要的。那么“易”究竟是不是科学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明确，究竟什么是科学。这里，不妨先看两个假设。其一，假设科学被定义为近几百年来，甚至是近百年来源于西方，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出自《辞海》），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易学根本就不是“科学”。易学的起源与发展要比西方现代科学早得多，不仅两者起源时间不同、萌发地点相异，而且发展路径、思维方式更是迥然不同，差之千里。其二，假设科学被定义为经过实践检验，人类认识宇宙万物规律的观点与方法，那么我的看法是，易学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迄今为止超出一般认识水平的尖端科学，是科学中的科学。其独特的宇宙观与方法论在指导人类认识创新上，具有超出想象的作用。我想，这个说法会有很多朋友并不同意，真可谓“道之不存久矣”！学院派注重义理考据，江湖派看中的是相术占卜，不管是哪一种，不管是高深艰涩，还是神秘难测，都不是“易”真正的面目，更不是“易”的价值所在。要搞清易学究竟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回顾中华古代文明史，恐怕是个必经之路。在此领域，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位伟大西方智者，他高瞻远瞩，极富造诣、举世瞩目。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一本传记，名字叫《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盛赞一位科学家为“文艺复兴人”。对文艺复兴，恩格斯曾有名言：“文艺复兴是一个确实产生了“巨人”的时代”。稍对文艺复兴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18世纪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再出现象达芬奇那样的“科学多面手巨人”已不可能。那么，究竟是谁获得了“文艺复兴人”这个举世殊荣呢？他就是享誉世界的生物化学家、中国古代科学史专家、英国剑桥大学名誉校长李约瑟博士。李约瑟自31岁，陆续出版《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被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于194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1954年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被誉为“20世纪最佳西方汉学巨著”。不过，令人深感遗憾，在获此殊荣之前，李约瑟已于1995年3月24日驾鹤西去了。一颗巨星，就此陨落，斯人虽去，光辉永存。李约瑟平生最令举世瞩目的工作，就是研究中华古代科技史，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他发现，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在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里，中华民族比西方更有效地掌握了自然知识，就是说，在科学技术方面，古代中华民族曾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发达程度远超同期的欧洲。为此，他经久苦思，仰天长问，究竟为什么，当代科技没产生于古文明如此发达的中华，却产生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03注意！一列火车会遮挡视线中的一列火车！事实上，提出此一问题，李约瑟并非开天辟第一人。追溯历史，在近代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的更早先驱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83年，他经澳门到大陆，中华高度发达的文明使其震惊，亲眼所见的繁荣与文明使他发自内心感到震撼，在他眼中，许多事情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当时西方人认定，整个东方都是蛮荒之地，居住着“不信上帝的野蛮人”。但利玛窦发现，中国人竟如此博学，有本民族独立的认识自然的知识体系，并且发达程度绝不亚于西方。1584年秋，在肇庆，他用西班牙文给友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感叹：“中国人极度博学。对自然科学、医学、数学和天文学都十分精通，用完全不同于西洋的方法正确推算出了日食、月食。”这一现象不仅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也同样使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陷入深思，其中不乏今人难望项背的泰斗大家。从时序上讲，较早的如任鸿隽，他是当时中国科学运动的强力推动者和科学活动的优秀组织家，他1915年所著《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开启了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思潮。此后，大思想家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纷纷涉足其间；科学家如化学家王琎、数学家钱宝琮、气象学家竺可桢、心理学家陈立，经济学家冀朝鼎、王亚南、吴大琨等等也纷纷倾注其中。一时之间，风云际会，宏论激昂，百家争鸣。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形成了讨论这一学术问题的高峰。凡此种种，均在李约瑟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前。但不可否认，最为系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巨匠还是李约瑟。事实上，自2500年前,乃至更久远以前，人类存在两大独立文明体系。一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文明，一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前者是整体论思想，方法是实用化研究方法。后者属还原论思想，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显然，科学由文明孕育而生，必后生于文明，东西方文明有异，所孕育的“科学”也当会有所差异。虽是有异，但我从不怀疑中国古代存在“科学”。文明古国早有“科学”应不言而喻。毕竟，事实胜于雄辩，历史早已证明，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还取得过颇多科学奇迹，尤其在天文学、数学和医学、预测学等领域。时至今日，很多极富价值的天文数据仍源于中国古代。大运河和都江堰的修建都达到了极高的工程水平。对这些，任何人都无法视而不见。大约在1964年，李约瑟写了一篇题为《东西方科学与社会》的文章，部分阐述了东西方文明在近代的表现，开篇说：“大约在1938年，我酝酿写一部系统、客观、权威性专著，以论述中国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接着他比喻，“在阳光明媚的法国，人们常说：‘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视线中的另一列火车！’”。在李约瑟看来，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是两列火车，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前者远超后者，只不过在近四百年中，后者蓬勃呼啸，暂时遮挡了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