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史天象记录考证,史记天官书星象图解

商朝末期的历史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从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商”；第二阶段是“早商”；第三阶段是“晚商”。

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600年时间。

总的来说，商朝是处于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奴隶主贵族是统治阶级，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

奴隶主对奴隶既可以买卖，也可以随意杀死；奴隶主死后还要由奴隶殉葬，从商朝帝王显贵们的陵墓中可以看到，殉葬的奴隶少则几十，多则上千。

在作为商朝鼎盛阶段的武丁时期以后，相继为王的是祖庚和祖甲兄弟两人。

祖甲的情况和武丁类似。

《尚书·无逸》篇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

作其继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民，不敢侮鳏寡。

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祖甲可能对商朝的一些制度进行过改革，周祭制度即为祖甲所创。

在卜辞中他被称为父甲，祖甲和帝甲。

廪辛是祖甲之子，在位时间不长。

其弟康丁，《史记·殷本纪》作庚丁，关于他田猎的卜辞数量很多。

康丁子武乙不仅和康丁一样酷好田猎，而且以蔑视天神著称，《史记·殷本纪》说他“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叩辱之；为革囊，盛血，僇而射之，命曰射天”。

他去河、渭之间田猎时被雷震死。

武乙子文丁，又被称为文武丁、文武帝。

为了遏制周的兴起，文丁曾经杀掉周王季历。

帝乙是文丁之子，曾对东南方的一些方国部落大规模地用兵。

据卜辞记载，帝乙继位后的第十年九月，率众和侯喜等从大邑商出发，经雇、商、毫、攸、杞等地到达今淮河下游一带征伐人方，第二年五月才返归。

过了5年，帝乙再次征伐人方。

他还用五十月的时间征伐孟方（今河南雅县南）。

这些都表明向东方经营是帝乙注目之所在。

帝辛名纣（或作受），为帝乙之子。

《史记·殷本纪》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是一位天分甚高的人物。

但是纣骄傲拒谏，生活奢侈。

古本《纪年》说“殷纣作琼室，立玉门”。

相传纣在邯郸以南、朝歌（今河南淇县）以北的广大区域里建造离宫别馆。

纣王十分暴虐，设置了炮烙之刑。

他重用谗毁善谀的费中、恶来等人，诛杀和废逐比干、箕子、商容等贤臣，致使商朝的大师、少师、内史等官员持祭器、乐器、图法等叛纣而奔周。

关于纣王末年商朝的形势，纣兄微子曾说，“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罪辜，乃罔恒获。

小民方兴，相为敌雠。

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可见已经相当严重。

致使纣玉覆灭的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在于许多方国部落对商朝态度的转变。

纣王醢九侯脯鄂侯囚禁周族首领西伯于羑里，使得不少方国部落叛纣。

西伯之臣闳夭等献美女奇物良马等以后，西伯才被纣赦免。

纣的时期，周族迅速崛起，《论语·泰伯》篇说周文王时期“三分天下有其二”，《史记·周本纪》说周武王时期“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可见许多方国部落都投靠了周。

这时候，纣仍不改悔，化续与诸方国部落为敌，并向东方大举用兵，讨代东夷，虽然取得不少胜利，但也耗损了国力，使商朝走向覆灭，所以《左传》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大约在前11世纪中期，纣发大军抗拒周武王所率武装，可是兵无斗志，在朝歌郊外的牧野之战中前徒倒戈。

纣王兵败之后，逃登鹿台，身穿缀满宝玉的华丽衣服，自焚而死。

纣死后，其子武庚受封于周。

周初三监叛乱被平定之后，周以微子代武庚。

尽管“殷祀”还保存了很长时间，但作为一个朝代而言，纣王之死则是商朝寿终正寝的标志。

武王伐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它是商衰周兴的转折点。

在《尚书。

牧誓》中，对这次大战的经过曾作了简略的记载，是我们了解这次大战的最早文献。

武王伐纣发生在什么时候？《牧誓》开篇曰：“时甲子昧爽”，仅有纪日，而无明确的年代。

因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悬案。

我国有记载的确实纪年始于公元前841 年。

在这之前的史事年代均要通过推算得到。

由于上古史料的缺乏，人们推算的武王伐纣年代简直令人无所适从。

胡厚宣在《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列举了前人的十二说法：即公元前1130年、前1123年、前1122年、前1117年、前1116年、前1111年、前1078年、前1067年、前1066年、前1150年、前1051年、前1050年、前1047年。

加上梁启超提出的前1027年，唐兰提出的前1075年（《新建设》1955年第3 期），丁山提出的前1029年（《商周史料考证》），章鸿钊提出的前1055年（《中国古历析疑》），凡16种，使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变得扑朔迷离。

这些说法中，以公元前1066年、前1122年、前1027年说最有代表性。

前1066年说最早由日本新城新藏据南北朝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在《东洋天文史研究。

周初之年代》中提出。

后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齐思和的《中外历史年表》等也采用了此说。

前1122年说源于刘歆的《世经》和《三统历》，此说曾影响了后世的很多学者，但也有人批评刘歆的推算是“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后汉书。

律历志》），肆意缩短夏、商年数而妄增周朝年数，主观因素太多。

前1027年说自梁启超在1922年提出后，雷海宗的《殷周年代考》、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皆主张此说。

特别是郭沫若的《中国史稿》采取此说后，在国内外史学界，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认。

此说原本于《史记。

周本纪》裴骃《集解》引：“《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即从周幽王最后一年（前771 年）上溯257 年，便是前1027年。

近年来，人们又对武王伐纣年代进行了推算，提出了新的说法。

黄宝权等对前1027年说“稍事推进”后，提出了前1029年说。

他们依据《国语。

周语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和《史记。

天官书》“作鄂岁，岁阴在酉，星居午”等记载，认定武王伐纣在“酉年”，但用于支推算，从周幽王亡上溯257 年的结果却非“酉年”，其最接近的酉年是前1032年。

那么是否可断定前1032年就是武王伐纣之年呢？不能。

原来史书上所用的岁星纪年法并不准确，每隔86年要误差一年，257 年间正好误差3 年，“减去误差数得出前1029年就是武王克殷的绝对年代。”再进一步推算后得出结论，武王伐纣之战是在这年的“周历二月五日黎明前打响的”（黄宝权、陈华新《周武王克殷年代考》，载《华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4 期）。

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利用电子计算机及大行星摄动而求得的这三千多年中的运动轨道，将我国历史上各次可能是哈雷彗星的记录加以分析考证后指出：如果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话，“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载《天文学报》第十九卷一期）。

因为《淮南子。

兵略训》中曾写道：“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其显示的天象是木星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上，同时还有彗星出现，头向着东方。

根据1910年4 月19日哈雷彗星的出现逆推40次回归过近日点，发现在前1057年3 月7 日，哈雷彗星距地球甚近，在这年的头3 个月里都能看到它，其天象正与《淮南子》记载相同。

那时，木星运行在张宿中，正当鹑火之次，与《国语。

周语下》所说的“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相合。

赵光贤据此认为，天象是客观存在而又有规律可寻的，用电子计算机来算四千年前的天象，并与史料相结合，“推算出来的年代就是可信的。”从史料的考证上，赵光贤进一步充实 和支持了前1057年说，并指出“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史记。

周本纪》集解）中的“至幽王”，不是指幽王亡年（前771 年），而是即位之年（前782 年），而“二百五十七年”的“五”、“七”两字应颠倒过来，这样推算出来的武王伐纣年代才是正确的：即771 加11（幽王在位年数）再加275 ，共为1057年（《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何幼琦根据天文历法的知识和方法，通过推算文物、文献中有关的纪时，也考证了武王伐纣的年代。

在推算方法上，以1980年为起点，推算尺度用现代天文常数，回归年（岁实）为365.2422日，朔望月（朔策）为29.530588 日。

何幼琦先通过《小盂鼎》、《庚嬴鼎》的铭文间接地推算出康王元年（前1013年）和成王元年（前1030年），然后依据《史记。

周本纪》“既克殷后二年……武王病……有瘳而后崩。

……周公乃行政当国，……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的记载，逆算断定：“克殷之年，当在成王元年前七年又二年”。

即前1039年，并算出大战就发生在这年的元旦（正月甲子胐）。

所以说，武王伐纣是一次利用节日，出敌不意，远途奔袭的成功战例（《周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第1 期）。

一个历史年代的推算竟引起人们的广泛注目，并提出了19种考证结果，这在史学研究中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虽然上述诸说结论迥异，但各有所据，难道武王伐纣的年代真是纷纷然而不可定一吗？正确的年代只能是一个，但究竟是哪一年，还有待于努力探讨。

十二次的天象表达

十二次与木星的运行轨迹有关系，木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一颗行星，对地球的影响不言而喻。古人观测木星，每一年固定的时间就会出现在每年观测的同一位置上，并且木星的星空背景都是一样的。把木星经过的轨迹划分成十二部分，叫做十二次。十二次对应十二分野，分野相当于根据天上划分的位置，对应到地面划分的位置叫做分野。十二次有名称的，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大火，析木。 注意 有些地方自己经常乱乱乱既然木星以某点为环绕中心，从一个点绕一圈到该点相当于地球运行12圈，画张图就清楚，一个同心圆，木星外圈，地球内圈，木星在自己的轨迹上运行外圆周长的十二分之一即30度，地球运行360度。地球与木星每一次的相遇就在十二次里面，说来也怪，十二次的相遇。 理清了这一顺序，接着谈。 立春到惊蛰中间有一节一气，30天30度，正好对应十二次里面的一次，取名娵訾。 惊蛰到清明，对应降娄 清明到立夏，对应大梁 立夏到芒种，对应实沉 芒种到小暑，对应鹑首 小暑到立秋，对应鹑火 立秋到白露，对应鹑尾 白露到寒露，对应寿星 寒露到立冬，对应大火 立冬到大雪，对应析木 大雪到小寒，对应玄枵 小寒到立春，对应星纪

历史问题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亡于秦末战火，只剩下五经。目录1. 四书 1.1 《大学》 1.2 《中庸》 1.3 《论语》 1.4 《孟子》 2. 五经 2.1 《诗经》 2.2 《尚书》 2.3 《礼记》 2.4 《周易》 2.5 《春秋》 四书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大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孟子》《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五经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儒家本来有六经，它们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和《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诗经》《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尚书》《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礼记》《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周易》《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春秋》《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四书五经 四书: 大学 | 中庸 | 论语 | 孟子五经: 诗经 | 尚书 | 礼记 | 易经 | 春秋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古代一系列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失传，只剩下五经。四书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四书五经另一篇详细介绍:《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书。 “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 “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 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 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 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成为 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 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五经”指《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五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 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绌，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 《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 （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含着古代、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也叫做《周易》，就是周代之易, 孔子定为五经之一, 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 重卦, 卦辞, 为易有主体, 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 下彖二, 上象三, 下象四, 上系五, 下系六, 文言七, 说卦八, 序卦九, 杂卦十, 此十者合称十翼.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 故曰传. 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第一个将通俗小说排名的是金圣叹，按他的说法他当时计划评点六部才子书，《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和《西厢记》。后清康熙年间毛宗岗父子伪托金圣叹之名将修订的三国名为《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他们托金圣叹之名而不是更早的人也能说明一些问题）。那时有“明代四大奇书”的说法，它的提出亦当是书商们的商业手段，再后红楼代替金瓶梅成为“明清四大奇书”，四大奇书至此定型。“四大名著”做为是“四大奇书”的现代说法,时间自然也不会早了。因此，现在“四大名著”（四大奇书）的提法一定是出现在《红楼梦》成书之后。 但又有人考证，“四大奇书”的说法应在明末清初就确立了。李渔曾在为醉田堂刊本《三国志演义》作序称：“冯梦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

七月有五大天象,分别是哪五大?

七月有五大天象，分别是在7月6日土星，木星与月亮再次上演双星伴月天象。7月10号清晨，金星能达到最亮，是近期观测金星的最佳时机。7月14日晚，木星冲日。7月21日土星冲日。7月22日，水星迎来年内第二次“西大距”。古时候每个朝代都设有司天监，观察天象。因为在古时候没有发达的科技，古代人觉得，天上星辰的变化就是上天的警示。不过，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拥有如此强大的高科技，还是应该从欣赏天文美景的角度来思考七月份的五大天象。土星，木星与月亮组成的双星伴月天象，我们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虽然土星，木星和月亮一直共处在同一个宇宙之内。但是7月6号的“双星伴月”。它们将组成三角形的特殊天象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如此难得一见的“双星伴月”天象一定要记得使用双筒望远镜观看哦。还有7月14日和7月21日的两个“冲日”天象。冲日”天象就是指木星和土星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近，由于它们都是绕着太阳公转的，所以就给人们视觉上造成一个冲日的错觉。还有7月22日，水星的“西大距”。7月10日，最亮的金星。千万不要错过哦。天象，就是指天文现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平常根据天空中的风、云等的变化现象我们可以预测第二天的天气变化，这也是一种天文现象。在我们头顶的这片苍穹之上，有这数千万，甚至是数亿万，还有很多没有被我们现在高科技所检测到的星球。宇宙的浩瀚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就像大海深层的秘密是我们人类目前无法探索的得到的。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大自然是真的很神奇，人类应该去敬畏自然，学会和大自然和平共处，而不是去征服和践踏。

中国古代天文分什么.历法分什么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从远古时期开始就已经对天文现象进行观察，经过世代连续不断的努力，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天文学知识，并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且具有独特风格的天文学体系。中国古代天文学在许多领域曾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在世界天文学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历法，换一句话说，历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核心。中国古代历法不单纯是关于历日制度的安排，它还包括对太阳、月亮和土、木、火、金、水五大行星的运动及位置的计算；恒星位置的测算；每日午中日影长度和昼夜时间长短的推算；日月交食的预报等等广泛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历法的编算相当于近现代编算天文年历的工作。为此，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展开了一系列的观测与研究活动：譬如对历法诸课题的共同起算点——历元的选定，对一个又一个天文学概念的阐述，对种种天文常数的测算、各种天文数表的编制，对具体推算方法、天体测量方法和数学方法的抉择和改进等等。这些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历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当然，中国古代天文学还包涵更广泛的内容，如中国古代特有的、精良的天文仪器的设计与制造，关于宇宙理论的探讨，以及对一系列天象特别是奇异天象的长期系统的观测与记录等，它们与历法一起，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十分丰富多彩的体系。 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经历了发生、发展、完善、没落，最终融入近现代天文学的漫长演变过程。下面我们拟分六个阶段（即如下六节）简要地加以介绍。 西周以前的天文学知识 这是一个天文学知识开始萌芽和初步积累的漫长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从对星辰出没、日月运动的观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与这些需要密切相关的年、月、日等时间长度的概念，进而产生了初始的历法系统。由于活动的需要，人们对天象变化、尤其是异常天象的出现，极为关注，这也刺激了人们对天象观测的重视，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天象记录的传统。这些都给后世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一、观象授时时期 我们的祖先，生息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人们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日月星辰的升落隐现，自然界寒来暑往，猎物的出没和植物的荣谢等自然现象，对于人类的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有意识地观察和认识这些自然现象，以期顺乎自然，求得自身的发展，便成为先民们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从中也就逐渐萌发出天文学知识的嫩芽。 太阳对人们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是以太阳的出入作为作息时间的客观依据。太阳出入造成的明暗交替出现的规律，必定给先民们以极深的感受，于是以太阳出入为周期的“日”，应是他们最早认识到的时间单位。 自然，月亮的圆缺变化，是又一明显的和意义重大的天象。说它意义重大，是因为月亮的亮光对于人们夜间活动的安排是关键的要素。经过长期的观测和计数，人们逐渐发现月亮圆缺的周期约为30日，这便进而导致一个较长的时间单位“月”的产生。 对于更长一些的时间单位“年”的认识，要较“日”、“月”困难得多，但这是对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意义更为重大的一种周期，因为寒暑、雨旱，以及渔猎、采集乃至农业生产活动无一不与它有关。所以，人们对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由物候——草木枯荣、动物迁徙、出入等的观察入手，大约是探索一年长度的最早方法，随后才是对某些星象的观测。后者所得结果要较前者来得准确。 据传说，在颛顼帝时代，已设立“火正”(1)专司对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α星）进行观测，以黄昏时分大火星正好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时，作为一年的开始，亦即这一年春天的来临。由此不难推得一年的长度。这是我国古代观象授时的早期形态。据研究，这大约是公元前2400年的事。 又据《尚书·尧典》记载，在传说中的尧帝时，“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其具体的观测方法与结果是：“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以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来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以作为划分一年四季的标准。据推算，这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时的实际天象。 由上述记载，我们还可以推知，当时已有原始圭表的出现，否则人们就无从确定某星辰南中天的问题。这时的圭表还仅用于厘定方位，尚未用于测定日影的长度。观测星辰南中天来确定季节，可以减少地平线上的折射和光渗等的影响，其精度自然要比观测星辰出没来得高。此外，从“日中”和“宵中”（指昼夜平分）、“日永”和“日短”（分别指白昼最长和最短的日子）等说法，可知其时已应用了某种测量时间的器具（这一点由下述《夏小正》的有关记载亦可证）。这些都说明，此时已进入观象授时相当发达的时代。其标志是：所观测的恒星已由一颗增加到多颗，由观测恒星东升改为南中天，并已使用了某些器具。 更值得注意的是，《尧典》还记述了这时人们已经采用了“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初始历法。这里以一年为366日，当是人们对恒星周年运动周期的测算得到的结果。由于一年的长度与月的长度不存在整数倍的关系，该初始历法已采用了置闰月的方法予以调整，这显然是一种阴阳历，是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阴阳历的最早记载。 在《夏小正》一书中，则载有一年中各月份的物候、天象、气象和农事等内容，它集物候历、观象授时法和初始历法于一身，相传它是夏代行用的历日制度。就观象授时法而言，它是以观测黄昏时分若干恒星（鞠、参、昴、南门、大火、织女、银河等）的见、伏或南中天的时日，以及北斗斗柄的指向，作为一年中某一个月份起始的标准的。有人认为，《夏小正》乃是一种分一年为10个月，每月36日，另有5至6日为过年日的初始历法。(2)据《夏小正》记载，正月“初昏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悬在上”，其间的五个月为半年；五月“时有养日”，十月“时有养夜”亦以五个月为半年。也有人认为，《夏小正》还是分一年为十二个月的太阳历。由此看来，《夏小正》乃是一种不考虑月相变化的纯阳历的见解，这是可信的。 《尚书·尧典》和《夏小正》的记载，都反映了观象授时法的重要成果，同时又反映了夏代出现的两种不同系统的历法（阴阳历和阳历）的雏形。它们是由观象授时向有一定规范的初始历法过渡的两种不同形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商周历法 由甲骨文的有关卜辞，我们可以知道商代行用的历法乃是阴阳历。 首先，年有平年、闰年之分，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闰月置于年终，称十三月，是为年终置闰法。这时的岁首已基本固定，季节和月名有了基本固定的关系。但在甲骨卜辞中还偶有十四月甚至十五月的记载，这说明这时人们还不能较好地把握年月之间的长度关系，对于闰月设置的多少，还没有一定之规，多半是由经常性的观测来决定，当发现季节与月分名相悖时，便加进一个闰月加以调节，带有较大的随意性。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西周。 在甲骨文中有“至日”、“南日”或“日南”的记载，它们指的都是冬至日（春秋时期人们还称冬至为“日南至”）。其中有一块卜辞说：“壬午卜，扶，奏丘，日南，雨？”（壬午这一天，贞人扶，举行奏丘的祭仪，迎接太阳南至，会下雨吗？）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则有这样的记载：“冬至日，于地上之圜丘奏之”，以迎祭天神。二者说的是同一祭祀活动，可证“日南”即为“冬至”(3)。这说明殷商时期已使用圭表观测日影长度的变化，并由之确定冬至日，已知冬至日，一回归年长度的数值便不难算得。 其次，殷商历法是以新月为一月的开始，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起初仅以大、小月相间安排历日，这表明人们以为一朔望月长度等于29.5日。后来，更有连大月的出现，即在若干个大、小月相间的月份后，安排两个连续的大月，这证明人们已经知道，一朔望月的长度应略大于29.5日，这是对朔望月长度测算的一次重大进步，虽然此时对连大月的安置尚无一定的规则。 再次，殷商时期已明确使用干支纪日法，建立起了逐日无间断的日期记录的系列，从而提供了较准确地探求月、年等更长的时间单位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为历史年代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干支纪日法顺序循环，几乎没有中断地连续使用到今天，成为世界上最长的纪日方法。 再其次，商代已将一天分为若干不同的时段，甲骨文中可见的时段专名有：明（旦）、大采、大食、中日、小食、小采、昏（暮）等，这是一种把白昼均分为六个时段的方法。有人认为，把一天分为百刻的制度，亦自此始。(4) 这些便是商代历法对于年、月、日、时刻安排的大体情况，西周历法与之大同小异。在金文中，亦有不少十三月的记载，并以“胐”（新月）为一月的开始，均为明证。但《诗·小雅·十月之交》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的记载，据研究，这当指公元前735年11月30日发生的一次食分很大的日偏食，(5)这是我国典籍中关于朔日的最早记述。由此看来，大约在西周后期已有以朔代替胐为月首的尝试。由于朔并无具体的天象与之对应，它必须在测知比较准确的朔望月长度后，以推算的方法求得，所以朔的概念的建立和应用，乃是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 此外，金文中经常出现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四种名称，对此，古今众说纷纭。一为定点月相说，认为它们分别代表每月特定的某一天或某二、三天，近二千年来人们多宗此说。一为四分月相说，认为西周时是将一个月均分为四份，每份约为七天，初吉等依次为各份的专有名称，此说起于近代王国维，一度广为史学界接受。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新说又起，现在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初吉系指初干吉日，即每月上旬的吉日；既生霸和既死霸分别指每月的上半月和下半月；既望则指满月或其后的一、二天。(6)这些解释孰是孰非有待进一步论证。 三、对天象的观测与记录 从远古时期开始，人们就已经注意对天象特别是奇异天象的观测。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我们看到了古人对有关天象的真切记录，这些记录往往是与预卜人事凶吉等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涉及日月食、日珥、新星等异常天象。 “贞，日有食”；“癸酉贞日夕又食，唯若。癸酉贞日夕又食，匪若”等，这是关于日食的记录。“六日□午夕，月有食”；“庚申，月有食”；“旬壬申夕，月有食”等，这是关于月食的记录。它们都是发生在公元前十三世纪以前的交食现象的记述。 “乙卯允明，三舀食日，大星”，这是指在一次日全食时，人们不但看到了明亮的星星，还看到了在黑暗的太阳边缘上有三条火焰升腾而起，当是关于日珥现象的记录。 “辛未有新星”；“七日己巳夕，□有新大星并火”。这是关于新星的记录。 此外，有人认为在甲骨文中还有太阳黑子、彗星等的记事，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证认。 总之，甲骨文中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天象记录，说明我国古代重视天象的观测与记录的传统，至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形成，这对后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体系的奠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时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促使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古代文化得到长足的进步。就天文历法而言，前进的步伐亦明晰可见，这主要表现在对天文现象的观测与描述由定性向定量的转变，阴阳历的定型，和关于宇宙的理论的涌现等等，这些都为我国古代特有的天文历法体系奠定了基础。随着周室衰微和诸侯蜂起，打破了由周王朝少数天文学家垄断天文历法的局面。各诸侯国由于发展农业生产以及上的需要，都极其重视天文历法的研究，这给流散四方的畴人子弟以施展才能的良好机会。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天文学家，“鲁有梓慎（活动于公元前550年前后），晋有卜偃（活动于公元前650年前后），郑有裨灶（活动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宋有子韦（活动于公元前480年左右），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亦名石申，后四人皆活动于公元前四世纪），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7)他们或者前后相继，或者同时并立，在天文历法界内形成了各树一帜、百家争鸣的局面，更促进了天文历法的发展。 一、天文观测的定量化与系统化 1.二十八宿系统的形成和距度的测定 二十八宿是沿天球黄、赤道带，将其临近天区划分成28个区域的恒星区划系统，其名称依次为：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璧，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1978年，湖北随县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有一只漆箱盖，上面绘有二十八宿的全部名称，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二十八宿恒星系统的完整记载。究其实，二十八宿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形成的年代还要早些，当不迟于春秋时期。据研究，约于公元前六世纪，人们已经对二十八宿各标准星之间的赤道度距（称二十八宿距度）进行过测量，(8)其数值留存在唐代的《开元占经》一书中。二十八宿系统的建立，为日、月、五星以及若干天象发生位置的确定，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和定量化的背景依据，是为这一时期天文观测定量化和系统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2.恒星区划命名的系统化与《石氏星经》 将天上的恒星按一定的方法进行区划和命名的工作，在战国时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中尤以石申和甘德的工作最为显著，他们对恒星的区划都自成系统。据《开元占经》记载，包括二十八宿在内，属于石申区划的星官有120个，计星815颗，属于甘德区划的星官有146个，计星687颗。他们的工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星官的区划和命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石申还定出了120个星官的标准星具体坐标值，这样各星官的位置和该星官中非标准星的位置都相对准确地规定了。此中，最主要的是对121个标准星（北斗星座选取2个标准星）具体坐标值的测定，它们构成了一个完全数量化的成熟的星表，这就是著名的《石氏星经》。这一成果亦载于《开元占经》之中。对这121颗恒星坐标值的研究表明，许多恒星的坐标值确与石申所处时代的理论值相吻合，但另有一些却与东汉前期的理论值相一致，这说明《石氏星经》并不全是石申当年的测量结果，而是石申创始的天文学派在数百年间长期观测的总汇。即便如此，《石氏星经》亦不愧为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之一，石申也无愧为恒星坐标测量工作的先驱。 3.五星观测的数量化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五大行星运动的观测与研究有了重要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五星运动周期的测量。人们已经把行星的恒星周期（行星运行一周天所需的时间）和会合周期（行星两次晨见东方的时间间隔）区别开来。石申和甘德都指出木星的恒星周期为12年（应为11.86年），其实，这一认识的产生当不迟于春秋时期。石申还指出火星的恒星周期为1.9年（应为1.88年）。而甘德又测得木、金、水三星的会合期分别为400日（应为398.9日），587.25日（应为583.9日）和136日（应为115.9日）。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也载有木、土和金三星的会合周期，依次为395.44日、377日（应为378.1日）和584.8日，此当为战国末年的观测结果，与甘德当年所测的精度互有短长。 二是对五星动态的定量描述。石申和甘德已发现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现象，他们都曾形象地用“巳”字形来描述其运行的视轨迹。在《五星占》中则更具体地对木、土、金三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作了定量描述，如把金星的动态分为：晨出东方—顺行—伏—夕出西方—顺行—伏—晨出东方六大阶段，每个阶段则定出所经时日与每日运行的速度，其中对两次顺行还定出二或三个不同的速率。这就是后世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行星动态表的雏形。行星会合周期的测定和动态表的编制，已使得对行星位置的预报成为可能。 二十八宿距度的测定、《石氏星经》的出现，以及初始的行星动态度的编制等等，都证明春秋战国时期业已有相应的测量仪器的出现，有些研究者称之为“先秦浑仪”。(9)虽然我们还说不清这种浑仪的具体结构，但它应是汉代以后日益完备的浑仪的直接祖先，则是勿庸置疑的。 4.二十四节气的完备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家的一大创造。它曾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起初大约仅有二至（冬至、夏至）和二分（春分、秋分），一直到战国时期才逐渐形成完备的二十四节气系统：由冬至起算，每经一年的1/24日交一个节气，其名称分别为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此中奇数统称为中气，偶数统称作节气。二十四节气分别标志着太阳在一周年运动中的24个大体固定的位置，是对太阳周年运动位置的一种特殊的描述形式，它们又能较好地反映一年中寒暑、雨旱、日照长短等变化的规律。所以，它们不但具有重要的天文意义，而且对于农业生产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二十四节气自战国时期得以完备之后，一直成为我国传统历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至今在广大农村仍有旺盛的生命力。 5.天象观测与记录的多样化和系统化 自春秋始，对于异常天象的观测与记录，呈现多样化的明显趋向，如彗星、流星雨、陨石等的明确记录均首见于此时。《春秋》庄公七年（前6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世界上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载。僖公十六年（前644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这是最早的陨星记事；文公十四年（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些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等等。 此外，对若干天象记录的系统化又是一大特征。如《春秋》一书中，就有37次日食记录，据考证，其中31次记录是准确可靠的，(10)说明这时人们对日食观测的重视并已使之制度化了。又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绘有形态各异的29幅彗星图象，并赋予各不相同的名称，这显然是对大量彗星观测作系统的收集与归纳的结果。其中彗尾的形态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直或屈，彗尾的条数或多或少，彗头画成圆圈或圆点，有的圆圈中又画有一个圆圈或圆点，表明人们已经注意到彗头的结构层次，这些都说明战国时期人们对彗星观测已经达到了比较精细的程度。 二、古四分历法 东汉时期的四分历，故通称古四分历。该历的朔望月长度可由回归年长度和闰周推得：十九年七闰，即十九年有19×12＋7=235个朔望月，有19× 取得如此明确的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值，在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也未曾寻得如此规整的闰周，于是在历日的安排中，往往出现多闰或失闰的现象。所以，古四分历的出现，标志着阴阳历完成了从不稳定的、带有某种随意性的形态向明确的、规整的形态的过渡。 在欧洲，古代希腊人默冬在公元前432年所发现的闰周，罗马人于公元前43年采用的儒略历所取的回归年长度，分别与古四分历相同，所以，古四分历的这三个基本数据在当时世界上是居于领先的地位的。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分别使用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种历法，合称古六历。其实，它们都是四分历，即都采用上述三个基本天文数据，只是所规定的历法起算年份（历元）、每年开始的月份（岁首）和每日起始的时刻有所不同而已，历元不同是由于各家观测年代的先后与观测精度的差异造成的，而后二者则纯属人为的不同规定。 到战国时期，古四分历的内容日趋丰富。如它们都以为冬至时太阳位于牵牛初度，这说明对于太阳所处恒星间位置的推算，已是这时历法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二十八宿的测定结果亦已引入历法中，也当无疑问。此外，二十四节气以及五星位置的推算也已是历法的组成部分。

中国天文史的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萌芽:从远古到西周末

《尧典》紧接着说：“分命羲仲，宅瞩夷，曰瞬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这段话的意思是，羲仲在瞩夷瞬(汤)谷之地，专事祭祀日出，以利农耕。山东古为东夷之域，莒县、诸城又处滨海，正是在这里发现了祭天的礼器和反映农事天象的原始文字，这与《尧典》所载正可相互印证。《尧典》虽系后人所作，但它反映了远古时候的一些传说，当无疑义。《尧典》还说，一年分为四季有366天，用闰月来调整月份和季节，这些都是中国历法的基本内容。《尧典》中“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四句话，说的就是根据黄昏时南方天空所看到的不同恒星，来划分季节。从夏朝(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开始，中国进入奴隶社会。此时流传下来的《夏小正》一书，反映的可能是夏代的天文历法知识：一年十二个月，除二月、十一月、十二月外，每月都用一些显著的天象作为标志。《夏小正》除注意黄昏时南方天空所见的恒星(昏中星)以外，还注意到黎明时南方天空恒星(旦中星)的变化，以及北斗斗柄每月所指方向的变化。 夏朝末代几个王有孔甲、胤甲、履癸等名字，这证明当时已用十个天干(甲乙丙丁……)作为序数。在殷商(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的甲骨卜辞中，干支纪日的材料很多。一块武乙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的牛胛骨上完整地刻划着六十组干支，可能是当时的日历。从当时大量干支纪日的记录，学者对当时的历法得出比较一致的意见：殷代用干支纪日，数字记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日，小月29日；有连大月，有闰月；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季节和月份有大体固定的关系。甲骨卜辞中还有日食、月食和新星纪事。比甲骨文稍晚的是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铸在铜器(钟、鼎等)上的金文。金文中有大量关于月相的记载，但无朔字。最常出现的是：初吉、既生霸(魄)既望、既死霸(魄)。人们对这些名称有着种种不同的解释。但除初吉以外，其他几个词都与月相有关，则无异仪。“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诗经·小雅》中的这段话，不但记录了一次日食，而且表明那时已经以日月相会(朔)作为一个月的开始。一些人认为，这次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776年，也有人认为发生在周平王三十六年，即公元前735年。《诗经》中还有许多别的天文知识。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他列举的四件事中，有三件都出自《诗经》，就是“七月流火”、“三星在户”和“月离于毕”。《诗经》中还记载了金星和银河，以及利用土圭测定方向。如果认为《周礼》也反映西周的情况，那么在西周时代应该已经使用漏壶记时，而且按照二十八宿和十二干来划分天区了。到了西周末期，中国天文学已经初具规模了。体系形成时期：从春秋到秦汉(公元前770～公元220年) 中国天文学处于从一般观察到数量化观察的过渡阶段。《礼记·月令》虽是战国晚期的作品，但据近人考证，它所反映的天象是公元前600年左右的现象，应能代表春秋中叶的天文学水平。它是在二十八宿产生以后，以二十八宿为参照物，给出每月月初的昏旦中星和太阳所在的位置。它所反映的天文学水平要比《夏小正》所述的高得多。同时，记录这一段历史的《春秋》和《左传》，都载有丰富的天文资料。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242年中，记录了37次日食，现已证明其中32次是可靠的。鲁庄公七年(公元前6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对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载。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应该是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大概在春秋中叶(公元前600年左右)，我国已开始用土圭来观测日影长短的变化，以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那时把冬至叫作“日南至”，以有日南至之月为“春王正月”。中国科学史专家钱宝琮的研究认为：《左传》里有两次“日南至”的记载，间距为133年。在这133年中，记录闰月4日次，失闰1次，共计应有49个闰月，恰合“十九年七闰”。又两次“日南至”之间的天数为809个甲子周期又38日，即48578日，合一年为：365又33/133日。为简便起见取尾数为四分之一。凡以这个数字为回归年长度的历法，就叫作“四分历”。在汉武帝改历以前所用的古代六种历法(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都是四分历；之所以有不同的名称或因行用的地区不同，或因采用的岁首不同；名称并不代表时间的先后，它们大概都是战国时期创制的。因为战国时期的四分历采用一年为365.25日，而这也正是太阳在天球上移动一周所需的时间(实际上是地球运动的反映)，所以中国古代也就规定圆周为365.25度。太阳每天移动一度，这个规定构成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一个特点。 随着观测资料的积累，战国时期已有了天文学的专门著作，齐国的甘公(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魏国的石申著有《天文》八卷。这些书虽然都属于占星术的东西，但其中也包含着关于行星运行和恒星位置的知识，所谓《石氏星经》即来源于此。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在自己的王公即位之初改变年号，因此各国纪年不统一。这对各诸侯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不便。于是有人设计出一种只同天象联系，而与人间社会变迁无关的纪年方法，这就是岁星纪年法。岁星即木星，古人认为它的恒周期是十二年。因此，若将黄、赤道带分成十二个部分，称为十二次，则木星每年行经一次。这样，就可以用木星每年行经的星次来纪年。岁星纪年法后来不断演变，到汉以后就发展成为干支纪年法。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前221年)的巨大社会变革和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天文理论的发展。此时关于气是万物本原的观念，后来影响到天文学理论的许多方面。这期间的许多著作中都提到了天文学的内容，如《庄子·天运》和《楚辞·天问》提出一系列问题，而且问得很深刻。例如，宇宙的结构怎样？天地是怎样形成的？等等。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出现了盖天说，先是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后来又改进成为“天似盖笠，地法覆磐”。关于第二个问题，从老子的《道德经》和屈原的《天问》中所述及的内容来看，大概在战国时代已有了回答。但是，明确而全面的记载则始见于汉代的《淮南子》(约成书于公元前140年)。《淮南子·天文训》一开头就讲天地的起源和演化问题，认为天地未分以前，混沌既分之后，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凝结为地；天为阳气，地为阴气，二气相互作用，产生万物。《淮南子》这部著作，不但汇集了中国上古天文学的大量知识，而且第一次把天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部门，专立了一章来叙述，把乐律和计量标准附在其中，对后来的著作有一定影响。战国以后，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二十四节气也在逐步形成，它们的完整名称也始见于《淮南子》。二十四节气，简称“气”，这是中国古代历法的阳历成分，而“朔”则是中国古代历法的阴历成分，气和朔相配合构成中国传统的阴阳历。 从汉初到汉武帝，经过一个世纪的休养生息以后，为了适应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汉武帝采取许多重要措施，其中包括历法改革。他于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五月颁行邓平、落下闳等人创制的新历，改此年为太初元年。新历因而被后人称为《太初历》。《太初历》是中国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它的朔望月和回归年的数据虽然不比四分历精确，但有以下显著进步：以正月为岁首，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使月份与季节配合得更合理；将行星的会合周期测得很准，如水星为115.87日，比今测值只小0.01日；采用135个月的交食周期，一周期中太阳通过黄白交点23次，两次为一食年，即1食年=346.66日，比今测值大不到0.04日。由于太初历的回归年和朔望月的数值偏大，《太初历》用了188年以后，长期积累的误差就很可观了，于是在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又改用《四分历》，这时使用的回归年长度虽和古代的四分历相同，仍为365.25日，但在其他方面则大为进步。在讨论《四分历》期间，贾逵大力宣传民间天文学家傅安从黄道测定二十八宿的距度和日月的运行的作法，决然地把冬至点从古四分历的牵牛初度移到斗21.25度，这是祖冲之发现岁差的前导。贾逵还确证月球运动的速度是不均匀的，月球的近地点移动很快，每月移动三度多。为表示这种变化，他提出“九道术”，企图用九条月道来表示这种运动(这样做与五行观念有关)。东汉末年，刘洪在《乾象历》中第一次把回归年的尾数降到1/4以下，成为365.2462日，并且确定了黄白交角和月球在一个近点月内每日的实行度数，使朔望和日月食的计算都前进了一大步。《乾象历》还是第一部传世的载有定朔算法的历法。 东汉时代(公元25～220年)，中国出现一位多才多艺的科学家，那就是张衡。他以发明候风地动仪闻名于世。在天文学方面，他是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主张“天圆如弹丸，地如卵中黄”；并且在耿寿昌所发明的浑象的基础上，制成漏水转浑天仪演示他的学说，成为中国水运仪象传统的始祖。除了盖天说和浑天说以外，比张衡略早的郗萌还提出他先师宣传的宣夜说，这个学说认为并没有一个硬壳式的天，宇宙是无限的，空间到处有气存在，天体都漂浮在气中，它们的运动也是受气制约的。两汉时期对天象观察的细致和精密程度，令人十分惊叹。1973年在湖南长沙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关于行星的《五星占》8000字和29幅彗星图。前者列有金星、木星和土星在七十年间的位置，后者的画法显示了当时已观测到彗头、彗核和彗尾，而彗头和彗尾还有不同的类型。《汉书·五行志》记载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的日食，有太阳的视位置，有食分，有初亏和复圆时刻，有亏、复方位，非常具体；而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关于日面黑子的记载。则是全世界最早的记录。《汉书·天文志》说：“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见于房”，这正是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所见到的新星，但喜帕恰斯没有留下关于时间和方位的记载。自汉代以来关于奇异天象记录的详细和丰富，构成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又色。总之，到汉代为止，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各项内容大体均已完备，一个富有特色的体系已经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