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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封制 鲁、燕、卫、晋（王族）；齐（功臣）；宋（先贤）西周建立后，为适应统治的需要，在上实行分封制，周王将土地俘虏赐给王族成员，传说中圣王的后裔和商的遗民以及立功的将士，让他们在地方作诸侯，分区管理，辅佐周王，被封的诸侯在封国内继续分封，通过这种逐级分封，下级对上级承担缴纳贡物，军事保，卫，服从命令等义务。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争霸战争的发展，周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取代，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分封制开始破坏，封建制度确立后，它逐渐被郡县制取代。影响： 积极：巩固统治、扩大疆域 消极：王室衰微、诸侯分立2、井田制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它开始于商，盛行于西周，衰落于春秋。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权属国王，层层分封后，受封的奴隶主贵族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不能随意转让买卖土地，同时还需缴纳“什一”之税作为贡赋，上要完全服从周王的命令，军事上要随同出战，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井田上奴隶集体劳动，其劳动果实完全被奴隶主贵族占有。随着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私田”大量出现，奴隶主贵族控制着私田产品，逐渐出现“公田不治”的局面，再加上奴隶的不断反抗，井田制在春秋后期开始瓦解，鲁国的“初税亩”，承认了私、田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商鞅变法从法律上确立了土地私有的地位。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终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取代。分封制和井田制（1）分封制是奴隶社会的制度；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制度。分封制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之上没有井田制就没有分封制。（2）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分封制是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3）两种制度都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使西周走向强盛。（4）分封制实质上是在奴隶社会土地王有的前提下，利用宗法血缘纽带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国的制度。 西周统治者为了巩固奴隶制统治，经济上实行井田制，其实质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奴隶主利用井田制，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西周统治者在上实行分封制，让诸侯国拱卫王室，贡献财物，从而使周朝巩固了统治，扩大了疆域。西周社会制度之特点 思想大多因当时的制度而生，针对当时的问题而发，以前研究周礼大抵依据<<周礼>>，但<<周礼>>战国未年的书，其中记载多属空想，不能当作史料。西周时中国已踏进封建时代，今之封建与西周封建不同，西周的封建是指封国建侯；现代则为社会发展的一阶段，有其、经济、社会之特殊组织。天下的土地、人民都是周天子的所有物，国有封国与服国，前者是宗室和功臣，后者是周东征后臣服於周。封国及服国的诸侯对士地人民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并须按期朝王、纳贡、出力役、兵役。此时的经济基础是大规模的农业，田分公、私，由庶人耕种，公田的收获是地主的，私田归自己。国家因民众的团结而成一体，周能有如此大权力，是因天命观使周人团结，天命是上帝委托，如失德，就会有另一政权代之，谓之”革命”。周开国时认为自己系出於天、受命代商、积德累世，人君应有条件，周人皆有，所以能统一天下。周人认为良好的最重的是要留心祭祀，并勤劳民事、注意农业、慎刑，法律代表当时的社会，周法最注重者有<1>杀人越货：已有私有制，对其的保护<2>不孝其父、父疾恶其子、兄弟相仇贼：伦理观<3>外主训导官员背法立私、违道干誉，以病其君：对舞弊官吏的处罚，犯以上三条者，皆杀无赦。西周未因国运不佳，周人的虔敬变怨尤。西周影响后世最深的是神权及孝悌观念。 心得： 历史是由有权力的人所掌握的，中国尤其明显，中国的历史向来受当权者影响很深，像因儒学当道，周礼所著即被采纳；为了圣人不能当王这个理论，对周公称王一事，视而不见千年；成者为王，败者寇，也是明显的例子，周王朝为了统治的正统性，给纣王五条罪名，后来证实这些都是伪造的。中国许多传统在西周时就已存在，中国的超稳定结构也在这时成形，大部分的古代国家都尃制的，雅典虽号称是民主，但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奴隶，这样还可以称为民主吗？古代的国家不论是城邦、帝国、封建，都是少数人占有统治权，但中国的政权郤比其他的国家更有延续性，我想应该是大一统的天子观和孝悌的观念，因为大一统的观念使每一个当权者都想要统一天下，使中国有天下分久必和，和久必分一说，但事实上，并非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此现像；孝悌的观念也有延续性，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一个家族延续的概念。同时这两个概念都有助於政权统治，大一统的天命说，给予统治者正统的地位、征伐的理由；孝悌观念有助於社会的稳定，像宋朝未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其中一个原因是义田，而义田就是宗族用来救济同宗较贫穷的族人。由西周的法律也可以看出法律重视财产、伦理、吏治，其中伦理与现在比较不同，父子地位较平等，近代子女有变成财产的倾向。西周许多观念影响至今，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朝代。 西周早期统治者在对殷商国灭家亡的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及对殷商时期数百年占主流地位的天命神权思想进行修正、改造的基础上,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理论,解决了西周政权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在新的天命价值观的指导下,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又提出了一系列思想和方略。周王通过“积德行义”获得了“国人皆戴之”的良好局面[1]。 一、从周部落时期就开始推行的德治政策主要特征。 （一）明德慎罚。这里的“明德”,一方面是指统治阶级要以德服人,另一方面要注重对百姓的教化. 西周时期的“德”主要指的就是以周王为首的高级贵族的一套好的行为,保民、惠民、安民是其核心,包括勤于政事、实行有限度的剥削、任用贤人、效法先王等内容。西周德治要求的“明德慎罚”,对今天法治社会的建立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如其所强调的“中刑”(量刑适中)原则、“非中”减轻原则与我们今天所强调的量刑不可畸轻畸重、偶犯减轻处罚等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注重教化”的作用在今天看来就是要注重对社会成员的素质教育,因为一个和谐社会的建立并不是仅仅意味着一整套规范或制度的和谐运作,更主要的是社会成员的和谐相处,更何况设计中的和谐社会制度也需要高素质的社会成员的遵守才能够成为现实的、动态的和谐制度。 （二）保民裕民。统治者作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表,要控制自己的欲望,要将人民看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去爱护,要让人民富足安康。西周的“保民裕民”中有着合理的成分需要我们加以借鉴。维护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安康是任何一个发展良好的社会形态所应当首先重视和积极追求的,也只有首先努力保证人民拥有富足安康的生活,使他们不至于对社会现实不满,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执政者也才能长久地得到人民的拥戴,从而维护其执政地位。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保证社会成员的安居乐业,使其与当前执政的保持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这或许才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实现的理想效果。西周“保民裕民”思想的合理内涵我们应当充分予以借鉴,并将其融入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之中。 （三）天道王制。所有的统治行为和日常行为都要符合天道,要遵循事物内在的秩序。所谓“天道”就是要注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界的平衡。然而,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为了自身的物质利益,无止境地索取自然资源,污染、破坏自然环境，使得人类的生存环境逐步恶化,人与自然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和谐共存、协调共进的问题已经成为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从这一点上说,西周德治思想中的“天道”观念确有其合理之处。 （四）自我修养。周初的统治者看到商纣王由于荒淫无道而失去了上天支持,最终兵败身死,因此一直告诫自己的后代要以史为鉴。而作为统治者在教化民众之时,自身首先应该是有德行素养的,以作为天下民众的楷模。 二、从易文化角度探讨周德治思想的对古代法治思想的影响力 周初的“明德慎罚”思想对《易经》也产生了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书《周易》，既包括帛书《易经》，又包括帛书《易传》。《易经》(指卦辞和爻辞)的成书年代在周初。帛书《易经》恒卦九三艾辞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注家认为:“‘德’即德性、德行之义。‘不恒其德’犹二三其德。”并译此句为:“不能恒久保持其德行而朝三暮四，则或受他人之辱。”[2]此“德”字是指道德修养而言，“恒其德”是恒久保持德性的意思，若恒久保持德性则需时时谨慎修德。《易经》中的“德”还有一层含义，即德政。德政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利民(使民众的物质生活有保障)，二是教民(通过道德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素质)，三是慎罚(对犯法者谨慎动用刑罚)。 治国不用刑，这是《易经》作者追求的一种理想目标，但要达此目标，却不可不用刑，用刑是通向无刑的途径之一，这与法家“以刑去刑”说相近，但又有区别，法家主张以重刑去刑，而《易经》则主张以慎刑去刑。慎刑不是不用刑(除非轻微的犯罪)，而是谨慎严格地依法论罪，在量刑上做到稳准狠，从而杜绝司法冤滥现象，实现司法公正。《萃•九五》:“卒(萃)有立(位)，无咎，非复(孚)，元永贞，悔亡。”卒借为萃，萃通瘁，病也。有犹于也。复借为孚，罚也。爻辞意谓勤于政事而有疾，并无祸患。治国不用刑罚，用来占问长期之吉凶，则无困厄。 这种“保民”思想对儒家的影响极其深远。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代表人物对周公推崇备至并深受周公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周公的法律思想是儒家法律思想的源头。而儒家法律思想作为封建时代的最高原则,指导着当时的立法、司法活动,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兴旺、与覆亡，“德”文化成为大中华文化圈的显著标志。 三、西周德治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 自西周确立的德治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思想中无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可以发现,注重施行德治的朝代,其氛围大多是非常和谐的。 我国历代开明的封建统治者，大都一手运用法制的强制力以维持国家的统治，一手运用道德教化从精神上纳民于“正轨”，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教育等手段，共同为治。这也就说明德治思想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意义。现代社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结构与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我们虽然对“德治”思想有所肯定,但是也不能完全照搬。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德”的内涵到今天早已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一些诸如“忠君”、“敬天”等封建王朝时期作为“德”的重要思想的内容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但是作为人类数千年文化所积淀的宝贵思想,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反映社会规律的内容,如前所述的“明德慎罚”、“保民裕民”、“自我修养”、“任人唯德”等思想对于今天社会的健康、良性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德治”思想,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而应该根据新时代的特点,加入新时代的元素,使这一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德的提出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尽管其中有许多陈旧之物不应为当今社会所取,但仍有不少真知灼见,值得今天借鉴和发扬。 古为今用，德主刑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建设是一个从不完善向完善逐步发展的长期和艰巨的过程。自改革开发以来以来，我国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已经决定了领域的变革必要性、急迫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就，但“人治”现象还在深深束缚着我国法制的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个相当长的过程，这要求我们必须全方位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教育，提高公民守法意识，这且有赖于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道德水准及精神文明层次。从目前我国法律建设的状况看，公民法律意识淡等等，是我国法制建设中比较薄弱的基础环节，只有人们法律意识和道德、文化修养的提高，才能促进他们更好地掌握、运用和遵守法律制度，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一定的法律制度是一定的道德要求和文化的反映，道德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法律文化的发展，必然会促进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对社会主义法的实施具有积极影响，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法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许多原则和要求。由此，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必然有助于增强人们守法的观念和自觉性，带动人们支持和拥护法的贯彻执行。道德作为启发人们内心觉悟的无形力量，是国家强制力无法代替的。 社会主义道德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往往要担负起单独地调整某些社会关系的任务，起着弥补社会主义法的“间隙”的作用。在当前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时期，努力去挖掘和研究我国古代法律文化遗产，去其糟粕，扬其精华，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M].北京: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499. [2]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版
《易经》的作者
周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对先秦诸子百家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凡是有成就的学者，无不研究过它并得它的启示。然而，《周易》这部煌煌巨著的作者是谁呢？这是数千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谜题。 《周易》三圣说的人认为，《周易》中《易经》与《经传》两部乃是伏羲、文王、周公（或孔子）三人合著。 以伏羲作《易经》本身为证，其《系辞下》自称庖牲氏王天下，仰观俯家，始作八卦。《史记一·太史公自序》也说：伏羲纯厚，作易八卦”。在《曰者列传》中则进一阐明；“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十四爻而治天下”。《周本纪》则记载：“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前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孔子世家》却抬出孔圣人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仲尼弟子列传》则进一步佐证曰：“孔子传易于瞿”。 继承和拓展这一说法的是马融和陆续，他们认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这是定论。只是他们把传说中的伏羲剔除了。与其稍有不同的是朱熹，他认为《易经》里面有伏羲的易，有文王的易，有孔子的易，在读易的时候，必须把这三个人的易区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 孔说与非孔说。持这一说法的人，长期以来，围绕着《周易》究竟是孔说还是非孔说这一问题争论时间最长且十分激烈。一派认定，一部《周易》非孔子他人莫属；另一派则断言：《周易》与孔子毫不相干。 这种争论起源于汉代。根据《周礼》记载，周初，《易经》有三种本子，一名曰《连山》，二名称《归藏》，三名为《周易》。前两种在汉代已经失传，只有《周易》在民间流传。汉武帝时，曾设置以调易》为首的五经学馆，一些“五经”博士用当时通行的隶书重新整理撰写经书，使得新版《周易》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这在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孔门传人认定《易经》为孔圣人所著是有其特定历史条件的。所以，都在此书中冠以“子曰”字样。这一派即是后人所称的“今文学家”。 但是，以先秦时代留下的篆书书写的经本为正宗经典的“古文学家”，他们则认为，《易经》居首的五经皆周旧典，一是先王留传下来的典章制度的汇编，孔子未出，何以作经？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写《易意子问》，文中说。，《易经》中的《文言》、《系辞》《杂卦》等篇与孔子根本毫无关系。清代学者龚自珍则进一步论说：“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 近代以来，这种争论愈演愈烈。坚持孔说“今文学家”观点的学者皮锡瑞认定：“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会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康有为更是一锤定音：“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康圣人连孔子是《周易》的合著都概不承认。 持非孔说的古文学家也不甘示弱，以钱玄同为旗帜，奋起反击，他精心考据，层层批驳，结论说：“孔丘无删或制作‘六经’之事。”针锋相对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 郭沫若先生在这场争论中，独树一帜。他认为，孔子不但不是《周易》的作者，而且连读也没有读过《周易》。他说，《论语》中关于孔子“五十以学易”的话，鲁语“易”字也作“亦”，不足为信；而《周易》中多次出现的“子曰”非孔子而为荀子。由此郭先生推断《周易》大多出于荀子门人之手，并认为《周易》可能是战国前楚人馯臂弓汇编成册的。 此外，还有些学者根据《周易》的思想观念来争论《周易》作者。冯友兰先生著文说，《周易》与《论语》的哲学观点截然不同，从而否定《周易》为孔子所作。苏渊雷教授则认为，冯先生的论说，就事论事，综观两部著作就不难看出《周易》与《论语》的思想如出一辙，因此很难说孔说派的论点没有道理，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记载了孔子与弟子研讨易经的情况。 非孔说的学者仍不同意孔说学者的意见。黄永年先生认为《周易》属既非文又非史也非哲的一类杂著，其作者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说：“著作人无考，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官”。他还说，“十翼讲点哲理，可算哲，上下经则本是蓍占用的卦辞、爻辞，严格地讲已涉及民俗学而并非全是哲，当然更不能算文史”。结论是《周易》非一人之作。李镜池同意这一观点，他说：“《易经》卦，爻辞是编纂而成的”，“可能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与筮人”。《易经》的作者“不是一个人，姓名不可考”。宫哲兵的观点与上述看法基本相同，他用逻辑研究的方法，从其传授路线和发展过程分析，认为《周易》是以邹鲁文化和荆楚文化为背景，同时承受三晋与燕齐文化的乳汁，是晚周各思想的汇流与结晶。 《周易》的作者究竟是何人？至今尚未有定论怎么注册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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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迷居士，真实姓名许世有，男，1983年生，祖籍福建。字解玄，号指迷，著名预测师，择日师，命名师，风水师。自幼热衷于易学，曾游走四海，拜访名师，对周易、相学、八字、日学、姓名学、风水学等预测学科有深层次的见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真正的运用易经文化为人指点迷津、排忧解难。是权威网站认证的命理学专家。你也可以上百度贴吧，指迷居士算命吧去看看，有很多预测实例。所谓命，就是一个人生下来，这一生要做什么，是当农民呢，还是做官，或是商人……这就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宝马汽车，或者是自行车一样，是注定的。而运呢，运就是人在世界上所经历过的各个时间段，运又分大运、小运，大运五年一更换，小运一年一换、流年则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每一年。命运合在一起就像是一辆车行驶在路上一样，所经过的路就是大运，路是平坦的，就顺，崎岖不平的就曲折坎坷。有人说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也有人说命运是注定的，是改变不了的，这两种观点只能说是各对一半，如果命运真的是能靠自己把握的，试问天下间除了傻瓜跟精神病患者以外，有谁不想好好把握自己的命运出将入相，有人会说，既然是命中注定，那如果不去工作，不去赚钱，钱能从天上掉来吗，事实上，每个人都不是孙悟空，都在五行之中，每个人出生后，八字已定，其一生的大运也就注定，八字的金木水火土与一生的大运也都将受到地球磁场的支配，很多人应该有过这样的感受，当行到好运的时候，由于受到地球磁场的影响，自然也就会有很大的动力去拼搏，去努力，遇到的都是自己的贵人，都是对自己帮助很大的人，由于运气行的好，跟命里阴阳五行平衡了，睡觉都能睡得特别香，当大运行得不好，整个人也就会变得很颓废，缺少努力赚钱的动力，遇到的都是小人，处处跟自己作对，要婚姻没婚姻，要事业没事业，经常失眠。北宋宰相吕蒙正所著时运赋更能说明这一切，万般皆是命，算来不由人，蛟龙未遇，潜身于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 命运到底是注定还是能改变，来打个比方，比如一只鸡，从蛋壳出生后可以通过后天的精心饲养，使它成长得更好，更大，更强壮，但是鸡始终是鸡，再怎么努力饲养也不可能养成鸭或变成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和改变去实现属于自己命中注定的最大的成功，但不是每个人去努力都可以做将军，不是每个人去努力都可以当皇帝，命运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现实故事，有的人命理格局高的，虽说做了官，但运气行的不好，所以官做的很不顺，处处有人给他穿小鞋，官越做越小。而有些人命理格局低，则是农民，可是运气行的好，所以生活很幸福，种地风调雨顺，打工年年有余。 易经是中国流传了五千多年的魁宝文化，是任何人都无可置疑的，周易算命不是为了简单的了解自身的命运，而是在知道命运的基础上还要知道去做到如何趋吉避凶，破祸成福。比如某人八字金旺木衰，最宜行东方木运，事业方位上也最适合在自己出生地为准的东方城市发展，所谓财在东方人往西，走错方向失良机，如果这个人不懂周易的，又往出生地的西方发展，加上大运不好的那不是破财就是疾病，就算大运很好的，本来应该一年赚1千万的，可能只赚了5百万，方位差一线，富贵不相见，可见算命的境界不在于算得准，而是应该在算得准的基础上如何做到改变命运，趋吉避凶，少走弯路，以尽快求得属于自己命中的最大富贵，快速走向属于自己的成功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