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找水源,诸葛亮治水

内容提要：

诸葛亮六出祁山的祁山是哪里,它的军事意义有多重要?
诸葛亮治蜀的措施包括哪些
诸葛亮,的故事?
【文史】诸葛亮治蜀道不拾遗风化肃然
诸葛亮街亭失守的故事
诸葛亮的隆中吟?

诸葛亮六出祁山的祁山是哪里,它的军事意义有多重要?

祁山位于甘肃礼县东、西汉水北侧，西起北岈（今平泉大堡子山），东至卤城（今盐官镇），绵延约50华里。祁山被誉为“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地扼蜀陇咽喉；势控攻守要冲，所以成为三国时魏蜀必争之地。

诸葛亮治蜀的措施包括哪些

浅谈诸葛亮治蜀的措施千古贤相诸葛亮励精图志治蜀二十年，使得“国贫民虚，地处孤绝”的蜀汉上下“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如此卓越的政绩与他“科教严明，厉行法治”的治政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一、诸葛亮依法治蜀的历史背景建安十九年，刘备平定成都后，封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管理益州政务。原益州牧刘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三国志·蜀书·刘璋传》），一直奉行汉末以来的腐朽，所辖境内刑法律令松弛倾废，豪强士族肆虐妄为，黎民百姓怨声载道。诸葛亮入蜀后厉行法治，采取以严济宽、以猛纠弘的强硬手段，严厉打击豪强士族，坚决维护法令律制的权威。使益州的官风民气大为改观，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但这同时也招来了一些守旧的非议和责难。为此当时的蜀郡太守法正劝告诸葛亮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法正欲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刑法宽简使秦人感恩的史例，劝说他降低要求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诸葛亮并未采纳法正的意见而宽刑省法，他在《答法正书》中依理反驳道：“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己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诸葛亮认为：理国不可滥施小恩小惠，用职位去恩宠下级，等到无高位可给时他们就会渐生轻视；用恩惠去笼络下级，等到无恩可施时他们就会滋生慢怠，此乃为弊政症结之所在。如果用严峻的刑法去震慑下级，待法令贯彻之后，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恩德；严格限制封赏官爵，一旦加官晋爵，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荣耀。恩荣并用，互为补充，上级与下级之间就有了秩序，治理国家的要领就体现于此。所以他坚持“治乱世用重典” (《礼记·周礼》)，采取严刑峻法、恩威并济的措施来革新、纠正时弊。二、诸葛亮依法治蜀的措施及影响为确保有法可依，诸葛亮与法正、刘巴、伊籍等人共同制定《蜀科》，作为一国的法度，坚决实行由“人治”过渡到“法治”的方略，通过一系列法律条文来规范社会秩序、约束道德行为，达到震慑人心、劝善规恶的目的。此外他还反复对官吏进行教导，“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要求执法者居官守法、“慎独”其身、执法尚严、除恶务尽，以期实现长治久安。诸葛亮强调“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而不讲封建王朝“刑不上大夫”之类偏袒贵官的“传统”。与诸葛亮同为托孤重臣的中都护李严，恣意矫旨殆误战机，诸葛亮立即上书请将其废黜流放梓潼郡。出身名门又是东宫旧臣的将军来敏，年老狂勃口出不逊，诸葛亮毫不避讳罢免了他的官职，让他“闭门思愆”（《三国志·蜀书·来敏传》）。对于人民大众，诸葛亮一改施法者的强硬面孔，采取“用心平而劝戒明”的施法策略。“用心平”是指诸葛亮人品公正亮直，“心如秤，不能为人轻重”（《诸葛亮集·杂言》），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赏不遗远，刑不阿贵”，执法公允无私，使民众心悦诚服。“劝戒明”则是说诸葛亮不过分崇拜法律，视之为万能，而只将法律当作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他反复强调“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竭力反对不教而诛，声明不是为法加于人而法，而是注重防患于未然。他“示仪轨，从权制”，积极对民众进行普法宣传教育，鼓励并引导臣民学法、知法、懂法、用法，以避免犯罪。为增强法制观念，诸葛亮特地亲自为后主刘禅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等法家经典。并在《出师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规谏刘禅执法应客观公允，奖惩须一视同仁，不得循私枉法。另指出倘若“以私为公”、赏罚不均，就会使“人有二心”威胁到国家政权。诸葛亮虽位极人臣、功高如山，仍守身甚正、律已甚严。他对亲属故旧毫无偏袒、一视同仁，知道侄儿诸葛恪禀性疏陋难担大任，主动要求将其调离；至交马谡违反节度，造成街亭之失，他力排众议，指出“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诸葛亮集· 论斩马谡》），依法将其处斩。他为官清廉，不贪不奢，生前“资仰于官，不自冶生”，“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及卒，遗命葬定军山，丧事从俭。他每欲责人者，即躬为表率，街亭战后，他除斩马谡、杀李盛、废黄袭外，更上《街亭自贬疏》，检查自已做主帅“不能训章明法”、“授任无才”、“明不知人、恤事多暗” 的过错，自请贬官三级，并将之公布于天下。襟怀坦荡、不矜己过之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诸葛亮虽责人以严但仍待人以诚，对犯人家属绝不施行牵连，不带有任何歧视。前文提到的李严被罢黜后，他的儿子李丰仍留在丞相府作官，继续受到信任和重用。诸葛亮还经常教育他，希望他能够正确对待他父亲的问题，积极进取，努力工作。对犯过违法的人，诸葛亮也非全加严惩，而是结合其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妥为论处。如在李严的问题上他曾就对李丰说：“若都护思负一意，君可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诸葛亮集·与李丰教》载），表示李严若诚恳服罪改过，允许其重新复职。又如车骑将军刘琰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诸葛亮责罚他，琰向亮谢罪，亮见琰有悔改之意便马上派他回成都，恢复他的官职。还有江阳太守彭羕因私下悖语而入狱，此后写信给诸葛亮说：自己由于“一朝狂悖”（《三国志·蜀书·彭羕传》，下同）失言，“负我慈父，罪有百死”，但仍是“尽心於主公之业”的，“贵使足下明仆本心”请求诸葛亮宽恕。因诸葛亮责自己严、责别人公平，所以被他责罚过的人都无怨无悔、诚心改过，而这又正是他“法加于人而无怨者”的原因之一。后来李严听到诸葛亮病逝的消息，悲叹自己从此失去了改过后重新被起用的机会，遂激愤而死。因游散被诸葛亮弹劾的长水校尉廖立听说亮病卒，垂泣难曰：“吾终为左衽矣！”（《三国志·蜀书·廖立传》）卒死徙所。诸葛亮将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法制思想。这种思想不同于汉代的“外儒内法”，也不同于不教而诛、以律令为准的酷法，更不同于不限制帝王作为、只责于臣民的“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王法”。其特色是：用法无私，执法必严，“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强调执法者是“人之所瞻”（《诸葛亮集· 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下同），务须做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正己以教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倡导“循名责实，虚伪不齿”，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量刑要看认罪态度，“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既强调“明法”“法治”又讲求“德治”“仁政”，主张“德主刑辅” “科”与“教”相辅而行。正因为诸葛亮极力推行依法治国的治政主张，坚决贯彻“科”“教”并举的思想路线，方使得豪强专权、法无权威的蜀国实现了臣服民悦、政通人和的开明，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诸葛亮依法治蜀政绩之佳，冠绝古代。与亮并时的蜀臣张裔赞曰：“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三国志·蜀书·张裔传》）；《三国志》作者蜀汉遗臣陈寿评曰：“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西晋史家袁凖称曰：“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诸葛亮集·附录·诸葛公论》）；东晋史家习凿齿云：“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於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汉晋春秋》）；唐代名相裴度评曰：“法加于人也，虽从死而无怨；德及于人也，虽奕叶而见思”（《诸葛亮集·附录·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清代学者张澍评曰：“称心无轻重之倚，峻法泯秋毫之怨，此贤愚咸忘其身，仇敌亦仰其治”（《诸葛亮集·编辑诸葛忠武侯文集自序》）；而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称诸葛亮是“标准的法家学说的实行者”（见《中国通史·第二卷》，下同），而“他所治理的蜀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个”。三、诸葛亮依法治蜀于今之启示法律是反映并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量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古往今来，凡如诸葛亮一般有远见、有作为的领导者，无不将严明法纪作为治政理国的重要手段。他们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明确地宣布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同时撷取好的范例捕捉坏的典型，褒此贬彼，赏此罚彼。让人们从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中吸取教益，或起而效尤，或慎之戒之。我们应当从前人的史例中借鉴经验，为我们开创新的历史服务。健全法制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化建设和管理的基本保证。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治理国家的重要主张，是国家的一项战略方针。现在改革开放了，资本主义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要借鉴、吸收，但由此一些腐朽的东西也随之而来，我国的一些地方出现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这就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先贤诸葛亮那种厉行法治的顽强信念、公正无私的执法态度，坚决对此予以取缔和打击。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得以健康稳定的发展，我们的人民才能得以正常有序的生活。否则社会“风气如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呢？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目前我国正处在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要实现这一经济体制的转轨，就需要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来推动和保障。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这就决定了市场是多种主体的，各种市场主体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需要由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是一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需要我们运用法制功能保证公平竞争的秩序，需要我们将市场主体的行为、市场运行的秩序和市场的宏观调控纳入法制的轨道，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而要做到上述所有这些，我们就必须具备强烈的法制意识和丰富的法律知识，就有必要发扬诸葛亮那种积极引导、深入宣扬的普法精神，号召全社会都来学法、知法、懂法、用法，营造浓厚热烈的法制氛围。进一步加快我国的法制化进程，造就良好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环境，全体公民皆应有责，试想生活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古人尚能有如此“训章明法”，今天的我们理当不会逊色的罢

诸葛亮,的故事?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的著名家，三顾茅庐，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等。

【文史】诸葛亮治蜀道不拾遗风化肃然

自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以丞相身份辅佐蜀汉后主刘禅，主管军国大政。刘禅恪守父亲遗言，将蜀汉军政事务，无论大小都交给丞相诸葛亮裁决。诸葛亮对刘禅，也恪守他对刘备的承诺，确实做到“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因此，蜀国得到大治。益州之士思明君刘备入蜀之前，该地由刘璋辖制。刘璋，字季玉，袭其父刘焉位而为益州牧。《三国志》说他“明断少”，“才非人雄，而居土乱世，负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诸葛亮隆中对策即指出“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刘璋既没有充分的力量节制骄恣的诸将，也没有能力选拔或重用人才俊杰，他手下有才干的官员如张松、法正等皆策划迎接刘备入蜀，正如诸葛亮隆中对所说：“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刘备夺取益州之后，对刘璋的旧部安排深得人心。《三国志》记载：“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这就是说，过去无论是刘璋重用的人、亲近的人、被排斥的人，还是他所忌恨的人，刘备皆委以重任，人尽其才，有能力的人都受到鼓舞。这不仅缓和刘璋时期不能解决的矛盾，也使刘备在益州的根基更加牢固。任用当地人才诸葛亮执政后，对益州当地人才着意加以擢用。《三国志‧杜微传》记载：“建兴二年（224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为主簿。” 秦宓字子敕，是广汉绵竹（今四川德阳北）人，比较有才学，善于口辩。杜微是一个年老耳聋的人，刘备定蜀以后，他闭门不出。诸葛亮执政后，任命杜微为益州主簿，杜微推辞，诸葛亮便派遣车辆去迎接杜微。二人见面后，诸葛亮连写两篇文章劝说杜微，希望杜微能够辅佐后主，因他年老耳聋，诸葛亮最后任命杜微为谏议大夫。据《华阳国志》记载，刘备入蜀以后，比较重视荆楚故旧人马。但是，诸葛亮看到蜀汉政权要在益州站稳脚跟，必须选拔当地人才。从《蜀志》各传的记载来看，益州当地人才如张裔、杨洪、马忠、王平、句扶、张翼、张嶷、李恢等都做到重要的职位，只是比丞相、大将军低一点而已，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蜀汉以益州一隅之地，能与曹魏相抗衡，其善于用人当为重要原因之一。两汉以来，益州本地人才在上一直受歧视，诸葛亮诚意任用他们，他们自然乐于拥护诸葛亮。因此，诸葛亮连年北伐，向益州征兵要粮，未见有本地豪族反对，在军事前线，还得到他们的积极参加。审势施政德刑相济成都武侯祠内有一副对联，悬挂在诸葛亮殿堂前正中，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赵藩所书。联文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对治理蜀国过失的经验总结。刘璋时代，对益州地方豪强无法控制，只好宽容放纵。诸葛亮认为，国家要治理好，首先必须依靠仁德感化和教育，同时辅以“定法度和明赏罚”。他在《治国》一文中说：“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 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指出刘璋治理蜀地的缺点提到，益州历经刘焉、刘璋两代统治，刘璋生性暗弱，法令松弛，只做表面文章，做官的相互吹捧，不施德政，在百姓心目中也没有威严。益州豪强才敢于胡作非为，君臣之道才日渐陵替。所以必须法令严明，有善必赏，有恶必罚，荣恩并济，上下有节。诸葛亮法令严明的政策，不仅限制了豪强，更能鼓励豪强，因此，蜀地在上呈现高度清明。为了整顿吏治，纠正官场的腐败现象，诸葛亮命李严、法正、刘巴、伊籍等人，订出《蜀科》；并亲自制定检察官吏的守则。据《魏氏春秋》记载：“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 他在《教令》一文中明确表示：“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这就是说，治理国家先实施仁政教化，公布法律条文，让百官和百姓知道进退，明白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然后，才对触犯律令进行处罚，最终做到“不令而制”，“王道平平”，让人心服口服。诸葛亮诛刘封、杀彭羕、斩马谡、黜寒敏、罢廖立，废李严等，不避皇亲国戚、亲随故旧、托孤重臣。而这些被处罚的人，其罪行或过失，都是言之凿凿，铁证如山。如长水校尉廖立曾被诸葛亮视为能与庞统相提并论的“良才”，但后来，他因争名夺利和抽刀杀人，被流放汶山。可是，当廖立听到诸葛亮的死讯时，却难过得痛哭起来。又如李严，他身为蜀汉重臣，与诸葛亮同为刘备临终前的托孤大臣，后改名李平，字正方。建兴九年（231年）春，诸葛亮发兵汉中，令李平督运粮草，时值淫雨，运粮误期，他写信要诸葛亮退兵，兵既退，他又怕承担责任，耍两面派手法，被诸葛亮当面揭穿，李平理屈词穷。为正军法，被贬庶民，流放梓潼郡。罢黜李平之后，诸葛亮给时任中郎将参军的李平之子李丰写信，要他劝慰父亲，自省前过，只要一心为国仍有出路。建兴十二年，闻亮卒，李平知不可复出，忧愤而死。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评价说：“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以身作则道德典范诸葛亮治蜀的成就与他能够以身作则也有关系。诸葛亮的道德品质与诸葛亮的智慧同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诸葛亮无论大小事都亲力亲为，据《魏氏春秋》记载：“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襄阳记》记载，诸葛亮的主簿杨颙表示，诸葛亮亲自校对簿书，热得终日流汗不止。诸葛亮的家风自诸葛丰开始，就以“特立刚直”著名，诸葛亮自己也是一个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尚之士。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统兵十万，进行第五次北伐。临行前，他向后主刘禅递上了一道奏表：“亮自表后主曰：‘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诸葛亮的全部家产是薄田十五顷，其中包括种有八百棵桑树的桑田。按汉代一顷为一百亩计（每亩折合今亩为0.69亩），诸葛亮就拥有相当于今天一千多亩田产。据《晋书食货志》记载，西晋初年对官员的占田数量有明文规定：“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由此可见，诸葛亮虽然官居一品，位极人臣，他的田产仅与八品小吏的占田数相当。在诸葛亮看来，靠这些薄田桑树，家人勤力，足够子孙衣食；他本人在外率军作战，平日随身衣食都靠官俸开支，不会存非分之想和非分之欲。诸葛亮申明，他在外任上“无别调度”，即没有利用带兵在外的“职务之便”巧立名目，另外征调收取财物，没有让公家为自己额外报销费用，没有授意或暗示别人给自己送钱送物。此外，他平生“不别治生，以长尺寸”，即从不另外私下经营产业，来增加一丝一毫的家庭私产，而且“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也就是说，他不让家中有多余的布帛，家外有多余的财产，哪怕是寸土寸金也不积聚。《资治通鉴鉴魏纪》说：“卒如其所言。” 诸葛亮作风公正，不受谄谀，虚心纳谏，“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诸葛亮临殁遗表、遗嘱使人读后不禁肃然起敬：“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比刘璋时代大有起色，也比同时的魏、吴两国更好。吴臣张温使蜀回去以后，曾赞美蜀政。当时魏国有才智的大臣刘晔、贾诩也说诸葛亮善治国。陈寿在《诸葛亮传》中反复称颂诸葛亮治蜀的政绩，对魏、吴两国的国主却未有这样的称述。诸葛亮死后，蜀汉百姓对他的思念，几十年不曾稍减，陈寿、袁准都说民之思念孔明，如西周之民思念召公。可见诸葛亮受人歌颂，在当时已经达到如是高度。诸葛亮治国很重视经济，大力扶植桑蚕业，因此，蜀锦成为中国著名的物产。左思《蜀都赋》称：“贝有山积，纤丽星繁。……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就是对当时蜀锦生产的真实写照。诸葛亮认为：“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诸葛亮务农植谷“闭关息民”，无夺其时，唯薄赋敛。固定一千八百多人，维护都江堰。诸葛亮还利用天然气，发展盐业，限制酿酒，提高冶炼技术，设置堰官、锦官、司金中郎将、典农校尉、盐府校尉。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盐、铁实行专卖，使蜀汉政权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的繁荣景象。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诸葛亮死后，蒋琬、费袆相继执政，“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这就是说，蜀汉的制度，大多是诸葛亮制定下来的，并为后人所继承，没有更改。陈寿认为，诸葛亮担任宰相，抚恤百姓，彰明礼仪法规，约束百官，权事制宜，诚心待人，公正无私。有善必赏，有恶必罚。最后得到百姓的敬畏和爱戴，即使刑法政令严厉，却没有人心生怨恨。诸葛孔明用心公平，劝戒明白，是堪比管仲、萧何的治国良才。陈寿在《进诸葛亮集表》评价诸葛亮治蜀期间的政绩说，刘备死后，后主刘禅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联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诸葛亮街亭失守的故事

公元228年春（距今1780年左右）诸葛亮五出祁山，率领10万大军北上伐魏。南安，安定，天水三城望风而降。然在军事要地街亭（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西北约50公里处的拢城镇附近）须派一名大将前去把守，抢占军事重镇街亭，去抵御魏军。街亭所处的位置是一个河谷开阔，四通八达，南北山势险要，进能够攻，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参谋马谡一再请柬，再而三的请求诸葛亮让他前去守护街亭。然刘备临死前叮嘱过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得重用，只适合留在帐中纸上谈兵，考虑到守护街亭的重要性，诸葛亮一再回绝。马谡想，我饱读经书，熟知兵法，总是留在帐中出谋划策。不能冲锋杀敌，五出岐山以来寸功未立，实在没有脸面。夜晚，他满面泪水来到诸葛亮帐中，再次苦苦哀求诸葛亮派他去守街亭。愿立下军令状，街亭若失，斩我全家。这一次，诸葛亮动摇了。他没有使用常胜将军赵云，镇北大将魏延，而相信了这个花瓶人物马谡并令他为主将。王平为副将，率领两万五千人马守护街亭。临行前诸葛亮一再嘱咐，要当道下寨。挡住魏军前进的道路，这样攻防皆益，街亭必保。可是到了街亭后，马谡自视清高。坚持把兵囤积在山上，他认为，这样用兵下寨。居高临下，攻如破竹，守如磐石。马谡未听诸葛亮之言，王平之劝。坚持要在山上下寨。然魏国大将张颌切断蜀军的水道，把蜀军包围在山上。蜀军没有水源饮用，不战自乱。不守汲水之道，依阻南山，不下拒城”，最终被魏军大将张郃所败，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马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身也用错了人，挥泪斩了马谡，上疏请求自贬三级。就此诸葛亮第五次北上出祁山伐魏因马谡失街亭而再次失败。从此，街亭便名扬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