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谈易经,易经中谈教育的卦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是什么意思?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意思是求学的人，其情欲文饰一天比一天增加；求道的人，其情欲文饰则一天比一天减少。
易经里人的命盘在哪里
易经里的人的命盘通常被称为“八字”。八字是一种中国古代的命理学术语，指的是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这四个方面的干支纪年。在易经的应用中，使用八字来阐释一个人的命运和运势。根据易经命理学的理论，一个人的命运和运势和他的八字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八字的分析，可以判断一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在这个人的人生中是否具有吉凶之分，是否对他的命运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在易经命理学中，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出生年的天干地支。2.出生月的天干地支。3.出生日的天干地支。4.出生时的天干地支。这些信息通常被写成类似于“甲子年、乙亥月、戊寅日、己亥时”这样的形式。通过对这四个方面的天干地支进行分析，得到八个字，这就是一个人的八字。然后，根据易经命理学的理论，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解读，来判断一个人的命运和运势。
张完臣周易滴露集注
出版说明 《周易滴露集》一书，作者张完臣，字良哉。平原县张辛张氏九世，国柱子。性孝友，好读书，目数行下。顺治乙未（1655）年进士，任兖州府教授，补威海卫，升国子助教，晋主事（正六品），未任而卒。著《周易滴露集》行世，是对《易经》的注释，《四库书目提要》说：“大旨取朱子《本义》为主，而附益以诸家之说，于吴琏《订疑》、蔡清《蒙引》、姚舜牧《疑问》所引尤多……间附己意”。最近，张谦谊、张雷达二先生为传承本族历史文化，委托笔者整理讳良哉遗文。于是，依据康熙二十八（1689）年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29册电子版为底本，点校注解《张完臣周易滴露集注》成书，在即将付梓之际，现将本书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周易的基本知识 《周易》，亦称《易经》，又简称《易》。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周易》通过阴阳学说、八卦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认为阴阳两种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等富有朴素辩证法观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阴阳最初的意义，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历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就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周易》作者进一步提出“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学说。战国末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乃探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迁之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则把“阴阳”变成了和“天人感应”说结合的神秘概念。《周易》中的八卦名称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即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并认为“乾”、“坤”两卦在“八卦”中占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 卦：即“易卦”，易的符号体系，由阳爻和阴爻组成。分为八卦、六十四卦两种。八卦由三根爻组成；六十四卦由六根爻（计三百八十四爻）组成。《周礼》称八卦为经卦，六十四卦为别卦。 八卦形象 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巽下断，坎中满，离中虚，艮复碗，兑上缺。 八卦阴阳 乾、震、坎、艮为阳。 坤、巽、离、兑为阴。 八卦五行 乾兑为金，坎为水，震巽为木，离为火，坤艮为土。 八卦所属 乾为父老，震长男，离中女，艮少男。 坤为老母，巽长女，离中女，兑少女。 八卦诸身 乾为首，兑为口，坎为耳，离为目，坤为腹，艮为手，巽为股，震为足。 八卦性情 乾健、坤顺、震动、巽入、坎险、离丽、艮止、兑悦。 八卦自然 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 八卦方位 乾西北，巽东南，坎北离南，艮东北坤西南，震东兑西。 八卦动物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雏、艮为狗、坤巫师。 《周易》中的八卦，两卦相重成为六十四卦。卦名是：乾﹑坤、蒙……既济﹑未济。 易经阐明六十四个大问题 本书卷一主要内容：1、乾：乾下乾上。六十四卦中的乾卦，是八卦中乾卦的重叠。乾为天，“论述天理道德”。2、坤：坤为地，“论述地道特性”。3、屯（zhūn）：震下坎上；坎为水，险意；震为雷，动意，论述“困难面前，动则吉，止则凶。”4、蒙：坎下艮上；艮为山在上，坎为水在下，就象山蒙盖在水面上，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进行“启蒙教育”，这便是本卦回答的中心问题。5、需：乾下坎上，坎为水，为云；乾为天。论述“在险情面前要待机而动”。6、讼：诉讼和争辩之意，论述“诉讼争讼”。7、师：指军队；论述“治军之道”。8、比：坤下坎上；坎为水在上，坤为地在下，水和大地揉合在一起，相亲相辅，论述怎样“实现相亲相辅”。9、小畜：乾下巽上；乾为健，巽为风；讲健康的思想道德的有关问题，论述“关于思想工作”。10、履：兑下乾上；乾为天在上，兑为泽在下，这意味着天在上下雨，地在下把雨水汇集为泽是顺乎自然、合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探讨“学习与实践”的有关问题。11、泰：平安，安泰，国泰民安，论述“为安泰而努力”。12、否(pǐ)：坤下乾上；上为天，下为地；各在各的位置上，互不交往，就会闭塞；否者，闭塞之意，论述“打破闭塞局面”。13、同人：离下乾上；乾为天，在上；离为火，火焰向上；说明两者方向相同，论述“联合志同道合者”。14、大有：乾下离上；乾为健，为内卦，说明美在内心；离光明为外卦，说明体现在外部的手段磊落，具备表里一致的美德，才是真正的大有。大有的含义，是突出一个德的字，论述“以德获取”。 卷二主要内容：15、谦：虽满，却始终认为自己不足，论述“不以满而自居”。16、豫：和好、欢乐、安适等意，论述“和乐”。17、随：指随从、随和、跟随等等；论述“随从随和”。18、蛊：巽下艮上；艮为山在上，巽为风在下，具有极危险之意，论述“极坏的事”。19、临：临的字意是居上视下。论述“领导与管理”。20、观：观者，指“观察与学习”，阐述对事物进行观察和学习的有关态度和方法。21、噬嗑：噬：咬；嗑：合。噬嗑：合住嘴巴把嘴中之物咬住不放或吃掉。犹如一个人进入监狱似的，论述“关于法治问题”。22、贲：指贝壳的光泽。离下艮上。离为火在下，说明山下有火光，象贝壳与其光泽一样，显出文雅和光明的气派，论述“文明建设”。23、剥：具有脱落、侵蚀、伤害的意思。论述在“困难面前”不同态度和不同结果。24、复：震下坤上，是说地内有雷，意味着雷声一震，大地松动，万物萌生。年复一年，往返无穷，使世代一天天地向前迈进，论述“有关螺旋式上升运动”。25、无妄：妄：狂乱；无妄：不狂举乱动。论述“遵循正确的思想原则办事”。26、大畜：乾下艮上；卦形显示，大山之内蓄积着一个大的乾天，是指乾德的全部内容。大畜专指人们在生活中要大量积蓄符合乾德精神的言和行，论述“有关思想品质的修养”。27、颐：腮和下颌的合称。震下艮上；艮为止在上，震为动在下。一动一止，不是说话便是吃喝东西，养育自己，论述“养身之道”。28、大过：大过的“过”，是过头的过，而不是过时的过，指所做的事情非常不一般，论述“创不平凡的业绩”。29、坎：坎下坎上；坎为水，论述“身处重险之中”。30、离：离下离上，离为火，论述“向着美丽和光明而奋斗”。 卷三主要内容：31、咸：皆也，都也。艮下兑上。取交相感应的意义，从广义看是阐明事物普遍“感应”之道，从狭义看却是侧重揭示男女“交感”之理。本卦所研究的中心议题是一个“爱”字。32、恒：长久之谓也。巽下震上。论述事物沿着一定的规律“永恒的运动”。33、遁：是逃跑和回避的意思，论述“为了前进而后退”。34、大壮：非常强盛的意思。论述“怎样壮大”。35、晋：进之意，研究“关于长进”。36、明夷：夷：同夷，创伤的意思。明夷，指光明遇到困难遭受创伤。论述人们向着光明前进“遇到困难”怎么办？37、家人：论述“治理家庭”。38、睽：有相反，相违背，相分离之意。研究“矛盾的对立与统一”。39、蹇：跛也，走路困难。做事困难之谓也。论述“困难重重”喻示济涉蹇难的道理。40、解：解脱、解除、解决之意。论述“困难解除之后”。41、损：减少。这里是论述“损己利人”的有关问题。42、益：指利益之益。论述“上下得益”。43、夬：同决。谈“有关决定”方面的内容。44、姤：遇也。探讨“创造机遇与得遇盛世”的内容。45、萃：草木丛生之貌，集聚之意。论述“团结奋进，前程似锦”。46、升：上升也。研究“提升人才”的问题。47、困：困难，困穷之意。坎，危险在下；兑，为悦在上。意味着先遇险受困，后因困难克服而喜悦，研究“坏事变好事”。48、井：井中有水，水供人食用。“井”的含义即为人办好事，论述“为人民服务”。（据杨万强《实用六十四卦》整理） 卷四主要内容：49、革：指变革，论述“改革”。50、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鼎者，把生食烹饪为熟食，使其更加甘美。论述的中心问题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51、震：震为雷，两个雷重叠，表示一次又一次的雷声这就是体现震的威力，论述“在威力面前”。52、艮：艮为山，山是永远停止不动之物，故论述“止的原则”。53、渐：渐进，逐渐。论述“迎着困难前进”。54、归妹：嫁出少女之义。论述“妇女找对象”。55、丰：有丰厚光大的意思。论述“谋取大丰收”。56、旅：羁旅，旅行之意。论述“在困难中前进”。57、巽：巽为风，随着风而行动，就可以无所不至，无所不顺。本卦论述“像风样的行为”。58、兑：兑下兑上；兑为泽，两个泽互相依附，形成泽水滋润之势，显得更加美丽，从而使万物更加喜悦，本卦论述“怎样达到喜悦”。59\\涣：水流散也。揭示“散”与“聚”互为依存的关系，说明事物形态虽散而神质能聚可至亨通，并强调此时行事利于守正，论述“发展福利事业”有关的问题。60、节：本义为竹节，此为止，节制和节省的意思。论述“节制”。61、中孚：意为心中诚信。论述“表里一致”。62、小过：指小的过失。论述“前进中难以避免小的过失”。63、既济：“济”，渡河，有成的含义，说明事情已经成功。论述“面对成功”。64、未济：是未定，未完成的意思。六十四卦发展到既济卦，旧的矛盾消失了，但乾坤不能息，斗争不能止，所以既济之后还有未济。六十四卦的排列蕴含变化的思想，以未济为结束卦，表示了《周易》中事物变化无穷尽，一个过程终止，正是另一个过程的开始，生生不息，永无休止的辩证思想。 张完臣对《周易》有独特见解：如卷四《鼎》：“鼎耳革，失其义也”：大意是，“将鼎耳革掉，是失正义的行为”。“失其义也”之文，出自《象传》，是孔子对“鼎革耳”的解释。张完臣认为：“恐《象传》是孔子己意，断之未必是爻辞本旨。”此二句意思是，这是孔子自己的意见，不一定对；或是孔子引用隐士之语忘世而为。 易学是阐释《周易》，并以《易》的思维模式探求宇宙变易规律的学问。《易经》所设六十四卦，就是通过阴阳的矛盾，寻找事物自身运动规律所举出的例子。它的内容十分丰富，上论天文，下讲地理，中谈人事，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社会生产到日常生活，从帝王将相如何治国到老百姓如何处世做人等，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既有哲学意义，又有实用价值，对我国文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平原是周易研究之乡 自古以来，平原县不乏《周易》研究先贤。如三国时的管辂，字公明，魏术士，平原人。明周易，凡风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刘惇，字子仁。平原人。遭乱避地，客游庐陵。事孙辅，为军师，以明天官达占数显于南土，号曰神明。清初进士张完臣，著《周易滴露集》行世，一时学易者多宗之。现代国学大师任继愈，著述颇丰，闻名中外。他们前赴后继、深入研究，在不同时代为《周易》研究做出贡献。 著名哲学家任继愈说：“社会上关心《周易》的人不少，但路数不同，方法不同；指导思想不同，研究目的不同。对那些不健康的倾向，光表示批评和反对还不够，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拿出像样的研究成果来，起到一个示范作用，逐步引导、带动、影响《周易》研究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下去。”他在《从<易经>到<易传>》又说：“《周易》的作者借用了宗教巫术的格式来表述在战国时期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阴阳学说。这是哲学思想和宗教巫术的一种奇妙的结合。由于这种结合，所以《易传》和《易经》一方面在内容上有差别而另一方面又在形式上存在着联系。宗教巫术的内容是被扬弃了，宗教巫术的形式却被全封不动的保存下来。这种宗教巫术的形式固然对《易传》建立哲学思想体系起了积极的组织作用，同时也因其与内容相矛盾而产生了很坏的消极影响。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是理解《易传》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历史学家任继愈的论述极具史料价值及指导意义。 我研究《周易》，得益于周易研究师平原辂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平原辂，即张秉玺，平原县城西毛庄人，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供职于四川电业，是我初中的同学、老兄、老朋友。他业余时间研究周易30年，曾任成都市易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对周易预测颇有建树。2013年他回乡探亲，老兄耐心的指导我学习《易经》，并先后两次给我捎来参考书十馀册，帮我打开了易学研究的大门。 整理《张完臣周易滴露集注》一书，我边学边用，抛砖引玉。在整理过程中，对原版内容进行全部断句标点。本书依照规范简化字排印，在文字简化过程中，易与原版文字产生歧义者不予简化。异体字则参照国家颁发的整理表加以统一。底本11字残缺，记“□”表示。全书四卷，24.9万字。六十四卦各篇正文前均有“题解”，正文后加注，对文中疑难词句作简要解释，注后依次附《周易》各卦原文。历时三年多的时间脱稿。 山东福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兼总经理、山东福洋生物制造工程研究院院长张雷达解囊资助，顺利出版。能为传承我国古文化、促进《周易》研究健康发展贡献力量，也就自得其乐了。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王玉杰 2023年3月人的命运真的如易经里说的,是已经注定了的命运吗?
不是 人的性格又不单一 各方面都有 你要是有个什么严重的自闭症之类的 那些 描述绝对没一个准的任姓氏的由来
任（Rén）姓源出： 1、出自姬姓，为黄帝少子禹阳的后代，以国名为氏。据《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左传正义》所载，任氏是5000年前黄帝赐封的12个基本姓氏之一，是一个十分古老而又具有光荣传统的姓氏。据《姓纂》的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十二人以德为姓，一为任氏，六代至奚仲，封薛，魏有任座，秦有任鄙。”那位任姓的始祖，据考证是黄帝少子禹（禺）阳被封在任国，其后裔以国为氏。周朝时的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等10个姓氏，都是任姓后裔的封国，最初就是由任姓分支出来的。又据《左传》上有一句话说：“不敢与诸任齿”，其中所谓的“诸任”，指的就是这10个姓氏，可见得当时这10个姓氏与任姓的密切关系。 2、出自远古妊姓衍传，与女性妊娠有关，可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产生的古姓之一。人之所以得生，在于母亲妊娠，因生得姓。从母从女，为妊姓，后传为任姓。据《康熙字典》指出：“太任，文王之母”；又据《汉书》的《班婕妤传》上，也有赞美太任之辞说：“美皇英之女虞兮，荣任姒之母周。”这位周文王的母亲太任之为上古任氏之女，显而易见。 3、出自风姓，为太昊氏之后，以国名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任，为风姓之国，实太昊氏之后，故都任城（在今山东省济宁一带），太昊就是上古的伏羲氏。任国在战国时灭亡，其后代子孙遂以国名为姓，称为任氏。 4、出自其他改姓而来。如元代王倍子之宣，为避难改姓任，其后代亦称任姓。 5、据《魏书》所载，巴（即板木盾族）夷帅有任姓。 6、另外古代少数民族如西夏、明代哈尼族有任姓。 7、今瑶、回、满、蒙、土家、羌、水等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任不齐。春秋时期楚国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被唐朝皇帝追封为任城伯，宋朝天子加封为当阳侯。相传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苟、僖、姞、儇、依。其中被赐以任姓者，其后裔就以任为姓。然而，也许是由于这个姓氏的历史实在太久远了，所以历来对于任姓的姓源，也有好几种不同的考证。譬如，《唐书宰相世系表》上说：“黄帝少子禹阳，受封于任，以国为氏”；《通志氏族略》则说：“任，为风姓之国，实太昊之后，今济州任城即其地”。任姓的所出，真是众说纷纭。因任姓起源甚早，且均属传说，莫衷一是的情形，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为源自黄帝，一为源自更古远的伏羲氏。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在《辞海》所提供的答案是这样的：“任姓之任，与任国之任，子孙皆以任为氏。”以上关于任姓姓源的考据，全部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数千年来的任姓，有黄帝的后裔，也有伏羲的后裔，他们有的是因被赐姓而得姓，有的是以国为氏。归根究底，所获的结论是：“任姓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古姓。”但在习惯上，人们把历史上第一个任氏大名人任不齐作为其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任姓尽管得姓很早，但在发展中由于一直深埋不显，所以其早期历史一直很难让人知其详。上述各支任姓中，影响最大者是出自黄帝之后的一支。据某些任姓家谱记载，黄帝之子禺阳在得姓以后，六传至奚仲，再封于薛（今山东省滕县南）。春秋战国时，魏国有任座，秦国有任鄙，他们都是禺阳的后代，楚国有任不齐。可见在先秦时期，任姓已播迁于今湖北、山西、陕西等境。同时，还可以判定任姓早期是以山东为其繁衍中心的，故任姓有以“乐安”为其堂号，其后遂成为当地一大郡望。另据《史记·南越列传》所载，南海尉任嚣曾矫诏使赵佗立国，这说明秦代已有任姓徙广东。至汉时，任姓已散居于我国北方的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一带，南方则居四川、江苏、广东等地。可见，任姓在汉之前即已南迁。汉时有世居沛地（今江苏省徐州）之任敖，其后有子孙迁陕西渭南。魏晋南北朝之际，军阀混战，夷族入侵，中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任姓族人为避战乱，开始大举南迁至今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等地。并有任姓人迁入福建。唐时，社会稳定，清明，使留居河南、山东的任姓又兴旺起来。南宋末期赵姓末代皇帝四处逃亡，元蒙古骑兵南下，使任姓逃难于我国南方各地。元末明初，旱涝蝗疫施虐，农民起义军四起，造成中原、江南人口锐减，任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别迁于山东、河南、河北、江苏、陕西等地。大约自清代开始，闽、粤任姓有徙居海外者，如新加坡现有任姓华人，并建立有宗亲组织。如今，任姓已广布全国各地，尤以河南、山东多此姓，两省任姓约占全国任姓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任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五十九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的百分之零点三七。 郡望堂号 1、郡望 乐安郡：汉为千乘郡。东汉时治所在临济（今山东省高青县高苑镇西北），三国时移治高苑（今山东博兴西南）。南朝宋始置乐安郡，隋置棣州，唐改乐安郡，故址在今山东省惠民县南七十里，下辖广饶、惠民、高青等县。 东安县：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属吴、越、楚。公元前333年，楚以此为春申君之封邑，始建菰城县，南浔辖域隶属菰城县。秦灭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置会稽郡，下设乌程、由拳等县，今区境属乌程县。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分乌程县东乡置东迁县，县治在今旧馆。南朝宋元徽四年，东迁县改为东安县（治所在今浙江富春县），次年仍复名为东迁县。隋开皇九年东迁县并入乌程县。宋太平兴国7年，分乌程县东南15乡置归安县。民国元年（1912年），乌程、归安合并为吴兴县，今南浔辖域隶属吴兴县。 2、堂号 水薤堂：东汉时候任棠有奇节，不肯做官，隐居教授。太守廖参去访问他，他一句话不说，只拔了一颗薤，端了一杯清水放在桌上，自己抱着小孙子坐在门下。太守明白了他的意思：“一杯水是要我太守为官必须一清如水；拔一颗大薤世告诉我要为人民办好事，必须把财大势大的土豪拔除；抱着幼孙当户，是要我留心照抚孤儿。” 此外，任姓的主要堂号还有：“玉知堂”、“叙伦堂”、“吏部堂”、“乐安堂”等。 宗族特征 1、任姓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古姓。任姓来源虽众，但数千年来中国的任姓，其来源主要可归纳为两种。一为源自黄帝。具体可直接追溯到黄帝的少子禹阳，跟《元和姓纂》的说法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以国为氏”与“黄帝赐姓”但究其实质，都是黄帝的亲骨肉。二为源自更古远的伏羲氏，虽血缘不同，却说明任姓由来已久。 2、任姓字行辈份排列有序。如1929年任守正修《任氏族谱》，江苏如皋任姓一支字行为：“允远士大中，万正吉顺太”。
王岳川:《中庸》的思想内涵与当代意义
中庸之道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的哲学观念和践行标准。在古代中国，“中庸”被誉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至德”“中和”。而在近现代中国则被看作折衷主义、明哲保身等而备受质疑批评。当代学者以更为平和的学术态度和全球化中的东方文化身份重建的新视野，重新检视《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1]正是基于这种辨证统一、多元开放的学术研究态度，使当代中国学界对《中庸》的研究更为学理化，中庸思想的各个维度和被掩盖不彰的深意，也逐渐得到中国学术界和国际汉学界重视。[2]应该说，《中庸》是《四书》中难度最大的一部著作，其三十三章各有精彩。史论结合，纵横交错，通过开掘个体身心修为之维，将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显示了中国哲学思辨性和践行性。对此朱熹总结道：“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3]叶秀山认为：“以中庸为道路，从你自己（身、中）入手，要诚于己，坚持住（庸）自已的性、而这个天命的性，已经有了相对于他者的关系在内，没有他者，你的性就会成了空洞的，中和就意味着有一个他者在。自己是从他者得到的，所以才有中的问题。中者，当中、中间也，也才有中（去声）不中（去声）的问题。”[4]这些看法，无疑有相当的合法性。中庸之道与中国思想史上的其它重要范畴组成一种话语系统，诸如“执中”、[5]“中行”、[6]“中节”、[7]“中用”、[8]“中立”[9]等，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哲学话语，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个体修为和中国文化和合精神的延伸。可以说，中庸是以人为本的儒家哲学，而不是以神为本的宗教信仰。中庸本于《易经》，强调在天地的发展化育中以人为本的中庸之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扩而大之，中庸重视万事万物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强调在矛盾的对立统遵循天地万物规律而生生不息，在中正、平衡、有序、适度、合律、和谐中获得生命的延伸和文化的拓展。[10]通观《中庸》全书，其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话语，表征出《中庸》思想的精神历史穿透性和当代性意义。其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开篇论及性、命、道、教、和。从天地自然谈到了人的教化，可见中庸之道最终要落实在人之教化上。人之教是要慎独，慎独就要致中和。[11]中和一旦达到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万物自然而得位，万物欣欣而向荣。这种依循自然来发展的秩序是古代的秩序，也是当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秩序的思想基础。其二，“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是不偏不倚，坚持自己的理念，但是行为合度适中。“小人反中庸”，小人却非常专横跋扈，偏激、暴烈、极端，所做之事往往破坏性很大。今日世界所提倡的建设性平等公平的文化对话，其中不难看到中庸宽容平衡的精神气质。其三，“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爵禄可以拒斥，壮士可以慷慨就义，这些都是非常之难，但相对于中庸之道而言又不是最难的。人可以一时举百斤之重，但却很难将一杯水平举半天。这表明不偏不倚和恒常持久的中庸最难，难在于日常的坚持、一生的坚持、永远的坚持。其四，“君子常乐”。君子“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从责问自己开始，他不推委，不把自己的缺点错误推给别人，所以他知道自己每天都在进步，并在艰难生活中感受生命和精神生长的大快乐。其五，君子不拒绝微小之事，所以“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微小恰好是人们上云端的最重要的过程，没有它人们终将留在原地。而且，《易经》的双鱼图已然说明，微小的力量诞生在对立面最强大的时刻，在微小中庸平衡展开中，必然有阔大的未来境界。其六，君子重视知行合一。“博学之，慎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还要加上“笃行之”。前面的学、问、思、辨都属于知识论，而笃行才可以把自己的知识转变为实践。其七，君子在相反相成中获得新的精神维度。“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君子既从内在发扬自己的德性，又从外在发扬自己道问学的求知和探索精神；既做到了最广大的高远的追问，又做到了最精细的探索；既做到了最高明的思辨，又做到了极中庸的为人处事，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君子。其八，君子不愚忠。“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君子保存自己让薪火相传，把自己的学问传下去，益于后世，泽被万代。其九，君子与时俱进，绝不固守过去。因为孔子说，在夏、商、周三朝中“吾从周”，“从周”不是复古，而是按照当时代的规范和原则做。其十，坚持获得“诚”，因为“君子至诚”就可以无敌天下，并化育天下。《中庸》强调以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等。虽不乏迂腐之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剥离这些文字和制度上的局限性，其文化精神内核仍有相当的合理性。换言之，穿过历史的烟云，我们仍能感受到文化精神深度的共鸣。 进一步考察中国儒家的历史命运，对理解《中庸》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无疑有重要意义。儒学绵延流传长达2500多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在总结的现象。透视儒学发展语境中的《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有必要考察包括《中庸》在内的儒学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困境和问题： 儒学在时代发展中修正和改变谱系。儒学诞生时，儒由相礼的职业团体转化为学术教育团体，开创了学术下私人的局面。孔子全力推进儒学而处境艰难——奔走于列国并饿于陈蔡，前后达十三年之久，而孔子在上真正得到重用并贯彻自己学说的机会却很少。孔子身后儒学分而为八。战国荀子并没有将儒家看成铁板一块，相反，他将“儒者”按人品分为四类：俗人、俗儒、雅儒、大儒。认为：“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12]这种区分，超越了孔子和《中庸》关于君子和小人的二分法，在儒家内部将儒者分成由低到高的四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意味儒家就此以往就长治久安，儒学也没有就此永远成为中国的中心意识形态。事实上，“独尊”的儒学，在主张和理论形态上都背离了孔子儒学的原貌。何况独尊儒术只不过大体确定了儒术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的基础而已，其它学派并未被废止。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召开儒家经学会论“五经”之同异。最后将梁丘的《易》、大小夏侯的《尚书》和谷梁的《春秋》纳进了官学体系。后来，时为太子的汉元帝对其父宣帝的治国之道劝谏：“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马上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13]司马光认为：“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甚矣哉！”[14]秦用法家，汉用儒家，魏晋至唐，佛入中原，老庄亦受重视。到了宋明，儒学的绝对地位才被真正确立起来。但不能忽略的是，南宋只有半壁江山，而明初就开始实行海禁政策，明中叶更是完全闭关封海，使中国封海长达四百年之久。[15]中国在失去了对世界开放的重要历史契机中，儒学从儒学的神学化和儒学的哲理化中，走向了儒学的颓败化和儒学的祛魅化。[16]在我看来，儒学从其诞生起，在其三个层面在都遭遇了一步步的困境：第一，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失效。不管是作为治国方略，还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都随着西方现代性的进入，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从此，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再想恢复“独尊儒术”的辉煌事实上已不可能。可以说，从汉唐的经学诠释系统“十三经注疏”到宋元明清的经学诠释系统“四书五经”的转变，随着《中庸》、《大学》的地位上升，反映出中国思想史上的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空前重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已经衰微，而作为人的哲学的入儒学有可能焕发出历史人文风采。[17]第二，儒家思想必须在返身与个体心性修为中，放弃意识形态的诉求。不难看到，知识分子对“天下”精神的追求，无论是《中庸》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还是《大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都给知识分子个体修为和担当天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真正的知识分子会永远坚持这一高标准。但是，我仍不无担忧地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气概？心中是否还有“天下”？手中还有没有“公器”？第三，儒家思想尤其是中庸思想遭遇西方“竞争哲学”和“丛林法则”的挑战，使其在日常生活的进退应对中显出了弱势，坚持宽厚中道的儒学在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遭遇到了危机。[18]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孔融让梨是儒家美德的体现，但在当代社会中“孔融为什么要让梨”成为了一个问题。西方教育体制实施的全球化的竞争教育，构成对“孔融让梨”的批判。对美国人而言，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不能“让”而要“争”。事实上，今天的教育全球化奉行的恰恰是“争梨”教育模式，而不是“让梨”修为模式。直面当代儒学三重困境，我意识到，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将会慢慢地淡出历史，而作为第二层面的个体心性修为的儒学，和第三层面的重视返身而诚精神生态平衡的儒学，可能具有更宽更大的国际意义和东方文化振兴的意义。[19]就正面价值而言，《中庸》弘扬孔子“忠恕之道”和《大学》“挈矩之道”，坚持在制约自我欲望达成中和平衡方面，对社会的精神生态和人的心理和谐都有其价值。人们践行中庸之道，就会达到素其位而行，不怨天尤人，至诚尽性，中正平和的境界。在坚持至诚和谐中，当代人放弃“我执”，就有可能激发自我的善良天性，尊敬自然万物的本性，参与天地化育万物，找到了人类在宇宙间的真正位置。中庸思想在现代性的困境和现代性的恶果中，将以其自身不偏不倚不极端的思维方式，中正平和的价值构成，抵制放纵情感欲望和唯理性的偏颇，坚持辩证看待社会和人生，透析人性的弱点，使人类重新看待东方思想中的合理因素，避免在现代性的误区中，将人类引入“技术的夜半”和“发展的灾难”的歧途。在这个意义上，在今日重温《中庸》，也是通过回忆唤起曾经被遗忘了的东方思想文化经验，而打开面向更高生存形式的可能。[20]自我看来，今天众多的重要理念和命题或多或少与“中庸”相关。诸如：“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天下”、“成己成物”、“过犹不及”、“通权达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居安思危”、“多难兴邦”、小康社会、与时俱进、和谐世界、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赢胜零和，等等，其中都寓于了中庸的哲理与方略。就历史局限性而言，《中庸》中有不少过时之语、腐儒之言、不合时宜之句，需加以分梳和批评。《中庸》思想的局限性无疑是当时时代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和意识形态僵化所决定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庸》思想在处理矛盾中过分强调保持中立稳定，而忽略了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对事物的自我否定和质变飞跃未能参透，加上其中过多的君臣上下的统治术，形成一些哲学思想的硬结和思想的缺陷。但我仍然认为，《中庸》一书时代的合理性大于历史的局限性，书中精彩高远的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其与西方不同的东方智慧在今天更显出了精神魅力，值得阐释和发扬。我坚持认为，在今天全球化时代，当西方人用西方的思想统率了全球，要全球同质化变成一体时，东方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21]东方应该清理自己的精神遗产，让这个世界不仅有西方的法律精神，还要有东方的德教精神。[22]人类的未来不是由西方自己说了算，而是应该由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全世界的聪明睿智的至诚之人一起商讨一起促进，由此人类和平、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才会最终到来。注释：[1] 参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王岳川著《全球化与中国》，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2] 就其中有关论著本身而言，近代以来著作多矣，依笔者之所见择其要者大致如次：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Leonard A. Lyall and King Chien-kün Title: The Chung-yung; or, The centre, the common, Publisher: London, New York （etc.）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7.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书智书局1929年版；杨荣国著《中国古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吕振羽著《中国思想史》，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侯外庐等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任继愈著《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吴怡著《中庸诚字的研究》，（台北）华冈书城1974年版；宋天正注译、杨亮功校订《中庸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陈满铭著《中庸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1980年版；萧公权著《中国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张岂之著《中国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蔡尚思著《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童书业著《先秦七子思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罗光著《中国哲学思想史先秦篇》，学生书局1983年版；刘泽华著《先秦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孟子微 礼运注 中庸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金景芳、吕绍纲合著《周易集解》，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张岂之著《中国儒学思想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钱逊著《先秦儒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徐超今译、何百华英译《中庸：汉英对照本/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载《孔子文化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版；宋赵顺孙纂疏、黄珅整理《中庸纂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杨向奎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谭宇权著《中庸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赵俪生著《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金景芳著《<</font>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吴龙辉著《原始儒家考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葛兆光著《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周堂著《前期儒家文化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杜维明著、段德智译《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邹昌林著《中国礼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陈科华著《儒家中庸之道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丁四新著《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Focusing the familiar : a 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Zhongyong. Publisher: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刘成纪著《中庸的理想》，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董根洪著《儒家中和哲学通论》，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版；郭沂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杨祖汉著《中庸义理疏解》，台北：鹅湖出版社2002年版；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蒋庆著《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陈明著《儒者之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徐儒宗著《中庸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子程子曰》，王云五编万有文库2集700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 [4] 叶秀山《试读<<中庸>》，《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另外，张岂之在讲演《<<四书>的文化意义》中也认为：“佛教有佛性，那儒家有一个什么呢？儒家就有一个中庸、中行、中正，将这些东西用不同的词来表述，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诚，诚心诚意的诚。诚者知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什么是诚呢？按照自然规律运行，人按照规矩办事，不能随心所欲，我就强调这个。人要讲诚信，不欺人不自欺，自尊、自信、自爱，人不但要爱人，而且要爱万物。[5] “执中”即不偏不倚之道。《论语·尧曰》：“允执厥中。”（（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35页）刘宝楠正义：“执中者，谓执中道用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35页）《礼记·中庸》：“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6页）郑玄注：“两端，过与不及也。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也。”（《礼记·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6页）[6] “中行”即行为合乎中庸之道的人。《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08页）清姚鼐《方侍庐先生墓志铭》：“先生默默，独守中行。”[7] “中节”即守节秉义，中正不变，合乎礼义法度。《周易·蹇》：“《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页）孔颖达疏：“得位居中，不易其节，故致朋来，故云以中节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页）《后汉书·虞延传》：“﹝富宗﹞性奢靡，车服器物，多不中节。”（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1页）（明）黄绾《明道篇》卷一：“行之于身，无不中节，谓之道。”[8] “中用”即合用有用。《诗·小雅·白华》“白华菅兮”汉郑玄笺：“白华于野已沤，名之为菅，菅柔忍中用矣。”（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于市。”[9] “中立”即中正独立。《礼记·中庸》：“中立而不倚，强哉矫。”（《礼记·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6页）孔颖达疏：“中正独立，而不偏倚，志意强哉，形貌矫然。”（《礼记·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6页）（唐）白居易《养竹记》：“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2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徐霖《绣襦记·汧国流馨》：“尔李氏狎邪而白坚贞之志，波靡而励中立之行，是则尤人所难者也。”（《六十种曲评注》，长春：吉林人民2001年版，第274页）[10] 李宗桂等著《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1]“中和”实际上成为“中庸之道”的内在表征，只有“致中和”天地万物才能各得其所生机勃勃，处于中正平和的和谐之境。《荀子·王制》：“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杨倞注：“中和谓宽猛得中也。”(《诸子集成》2，第96页)（唐）权德舆《奉和圣制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大乐本天地，中和序人伦。”[12] 《荀子·儒效》，《诸子集成》2，第79—80页。[13] 《汉书·元帝纪》，第277页。[14]（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臣光曰》，（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81页。[15] 参郝侠君等主编《中西五百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16] 参（英）安东尼·派格登著《西方帝国简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7] 参周大鸣、秦红增著《中国文化精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8] 纪云华、杨纪国主编《中国文化简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19] 《中庸》在三百多年前就翻译到了西方，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667－1669年，《中庸》的中文－拉丁文对照译本完成，书名为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译者署名殷铎泽。1687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编辑出版于巴黎的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该书翻译《大学》、《中庸》、《论语》，中文书名为《西文四书直解》。[20] 参（法）雅克·布罗斯著《发现中国》，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21] 参赛义德著《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22] 参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